一九六六年，我父亲的单位贴出了一张告示，公布了一批必须退出“富余”住房者的名单。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其实那时我家住房连厨房带卫生间也不足八十平米，一家男女居住并不宽敞，但告示已出，想不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后，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与我家门挨着门，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现在的团结户一样。 刚搬来时，何伯伯并不在家，只有何妈妈和他家的小儿子何承志住在这里。因为都在同一单位，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已下派到外业队。记得乍听这消息时，我大大地吃了一惊。 何家有六个儿…
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我们房子旁边的墙根下盖了一间平房。房子十分狭小简陋，冬天极寒夏天极热，许叔叔和许婶婶就搬进了那里。他们没有孩子，房子勉强可住。每天上午，许叔叔便拖着一辆垃圾车，摇着一只铜铃，开始在宿舍扫地和收集垃圾。他和许婶婶负责着我们整个宿舍的清洁卫生。印象中许叔叔的蓝外套已经发白了，上面打着些补丁。他常常面无表情，很少与人讲话，更不曾见他笑过，仿佛他只知道做事，其他一切都再与他无关。 然而我知道，曾经很英武很洒脱也很热情的许叔叔是我父亲所在单位的工程师。比起我父亲这些人，他要年轻得多。正是因为年轻，青春洋…
回老家暑假，过几天回北京了。和我爸聊了聊我爷爷的故事。 我没见过我爷爷。我爸也没印象。一个破落地主家族在我爷爷那代潦倒到了最低谷。除了祖屋剩下了几间房，家当已经所剩无几。 1955年，这个40多岁、人生一路下坡的中年男人被两件更高维的事情拖入了命运的深渊。 一件是从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被捕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开始的“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从中直机关、军队到北上广，然后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运动快速下沉基层县市乡镇后，肃反被指标化。 另一件是经济生活领域粮油供需矛盾极度尖锐，针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