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和爷爷的最后一次“接触”

奶奶和爷爷的最后一次“接触”

回老家暑假，过几天回北京了。和我爸聊了聊我爷爷的故事。

我没见过我爷爷。我爸也没印象。一个破落地主家族在我爷爷那代潦倒到了最低谷。除了祖屋剩下了几间房，家当已经所剩无几。

1955年，这个40多岁、人生一路下坡的中年男人被两件更高维的事情拖入了命运的深渊。

一件是从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被捕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开始的‌‌“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从中直机关、军队到北上广，然后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运动快速下沉基层县市乡镇后，肃反被指标化。

另一件是经济生活领域粮油供需矛盾极度尖锐，针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全国推行，这一年，粮票全国启用，没票寸步难行。

对生活不满的中年男人，对突然的粮油配给制带来的不便满腹牢骚，在一个街边小酒馆边喝酒边宣泄不满。满酒馆的人听着，附和着。这个男人骂上头，全然忘了自己破落地主成分不良的身份。

就是那天的半夜，男人在后院拉肚子。门响。男人系上裤子开门，就被两个年轻的民兵摁在地上。一夜间成了肃反对象。

这个夜晚，是爷爷留给我爸最深刻的记忆和回忆。

好在‌‌“罪行‌‌”不大，爷爷在南京劳改农场服完两年刑期。从南京回老家，需要老家居委会开具接收证明。等待接收的时间，爷爷继续在农场工作，一个月大约10块钱收入。爷爷每月向家里寄出5块。

我奶奶一个人拉扯两儿两女支撑了两年，急迫期盼爷爷的回家。但又对爷爷回家后没有工作，家庭负担更重充满忧虑。

居委开证明的干部也劝说我奶奶，就先别让他回家了，没啥工作机会。在南京至少能赚钱啊。

为了5块钱生活费，我奶奶同意了。

爷爷继续在南京，那个曾经关押他的农场工作。等待家庭经济好转，可以回家的一天。

60年代，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和中印边境日益恶化的形势下，全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在这背景下，南京农场全面搬迁至青海。爷爷就这么去了青海。不仅没有等来重逢，还和家人越行越远。在当年的交通条件下，根本没有机会相见。

接下来三年自然灾害，爷爷饿死在了青海。我奶奶除了一张从青海农场寄来的‌‌“死亡证明‌‌”，什么都没收到。这是1955年之后，奶奶和爷爷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触‌‌”。

…………

等到我奶奶的四个孩子长大，靠双手和勤劳，日子慢慢好起来，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