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我们房子旁边的墙根下盖了一间平房。房子十分狭小简陋，冬天极寒夏天极热，许叔叔和许婶婶就搬进了那里。他们没有孩子，房子勉强可住。每天上午，许叔叔便拖着一辆垃圾车，摇着一只铜铃，开始在宿舍扫地和收集垃圾。他和许婶婶负责着我们整个宿舍的清洁卫生。印象中许叔叔的蓝外套已经发白了，上面打着些补丁。他常常面无表情，很少与人讲话，更不曾见他笑过，仿佛他只知道做事，其他一切都再与他无关。
然而我知道，曾经很英武很洒脱也很热情的许叔叔是我父亲所在单位的工程师。比起我父亲这些人，他要年轻得多。正是因为年轻，青春洋溢，置身于一个老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便很容易地成为火热运动中的激进分子。隐约听说许叔叔似乎还做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小头目，只是，人们都说他站错了队。
在那样一个年代，何为对何为错，我们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但是许叔叔却因了这个缘故，被人从舒适的办公室中赶了出来，成为宿舍大院里每天垂眉低头缄默不语的清洁工。他的旧日同事或天天与他擦肩而过，或提着垃圾桶去他的身边倒一桶垃圾。虽然彼此间都不说什么，没有白眼也没有讽刺，但对于许叔叔来说，那仍然是无比难堪的场景，是根本没有自尊的时刻。一个人这样活着，需要怎样坚强的意志才能撑得下去呢？屈辱地活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比许叔叔脆弱或者说比许叔叔更自尊的是他的亲哥哥许伯伯。许伯伯也是工程师，他的资格自然比许叔叔更老一些，他的地位也要高于许叔叔很多。许伯伯一家在我们宿舍非常受人尊敬，因为许妈妈是一个待人格外亲切的老师，还因为他们家所有的小孩全都是大学生。这样的家庭在当时并不多见。许伯伯和许叔叔两兄弟同住一个宿舍区，当许叔叔每天拖着垃圾车沉重地从许伯伯家门口走过时，许伯伯心里将会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伤痛，还是无奈？这一点只有许伯伯自己知道。
文革对于许伯伯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有一天，许伯伯也被关了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毕竟还小，并不知道为什么关他，记得的只是那时有很多人都是关在办公楼的地下室。那地方阴暗潮湿，不见天日。人在其中，与囚犯无二，自由与尊严都一起被人剥夺。许伯伯自然也在其间。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许伯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进行了反抗。一时间宿舍里遍传许伯伯畏罪自杀的消息。说许伯伯被关前就把刀片放在帽子里，带了进去，然后割脉自杀。许伯伯割的是哪个部位，我吓得连问也没敢问。所幸许伯伯并没有因此而丧生，他被人及时发现，送到了机关医院。经过抢救，他活了过来。对于许妈妈和儿女们，这自是件天大的幸事，但对于决意去死的许伯伯自己呢？很难说是不是好事了。
有一天，我从医院门口过，偶然地看到了那里贴着许妈妈率儿女们写的感谢信，感谢党感谢领导感谢医院救了许伯伯，看时心里竟有一种十分异样的感觉。那张贴在墙上的红纸感谢信便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许多年后，我又一次从那医院门口过，脑子里还浮出感谢信的样子。突然间，我就想，不知道当时的许伯伯是不是也怀有这样的感谢，不知道许妈妈写这份感谢信时心里又是怀着怎样的伤痛和酸楚。
我父亲说，一个人最怕被剥夺的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不是身份甚至连家庭都不是，而是他的尊严，把这个丧失掉了，他活着的意义又有什么呢？我并不认为我父亲这话说得多么对，但我却记住了它，同时也记住了许叔叔没有表情的面孔和贴在医院门口那张大红色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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