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都是苏州人。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连，没两年，我妈也调过去了。唉，大连的日子真苦啊！那时候的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有个外号叫陈三两，意思是辽宁人民每人每月三两油。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我爸妈吃高粱米或是玉米面饼子，把仅有的一点点“细粮”做成白米饭或馒头给我吃。当然也记得卖肉窗口那长长的队伍——每个人都对卖肉的胁肩谄笑，巴望着自己的那张肉票能买一份尽量肥一点儿的肉，回去好熬猪大油。
这样的生活对于苏州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我妈总是抱怨，挂在嘴边的话是“上了贼船”。于是，我爸就挖空心思往南方调动。可他学的是飞机发动机专业，手指头掐来掐去，大米猪肉最多的地方就只有北京了。多次活动之后，终于有了希望，部里的大官在大连和我爸分手时的告别语都是“咱北京见”了，可人家回去一查，我爷爷是个国民党警察，日本人来了之后还“伪”过。这样的坏分子后代怎么能混进首都呢？于是未遂。
我妈继续抱怨，我爸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调到安徽当阳一个很小的厂子去，为的就是能吃上大米。这个理由实在是上不了桌面，被领导半嗔半怒一通臭损之后，也就彻底铁下心来，扎根大连了。
但我妈不能接受孩子们也受这份罪。所以她都是回苏州生孩子，然后让我姥姥姥爷带。我哥和我姐都是这样。到了我，却出了意外。
我出生的前一年，我姥爷得了一场重病，买了一副寿材冲喜。后来病好了，那副棺材板就一直戳在门后的水缸边上。我还没满月的一个晚上，大人们在喝茶聊天，我睡在我妈身边的一个小床上，我哥和我姐在水缸盖子上赌硬币——用一枚硬币去压另一枚硬币的沿儿，压翻了算赢。不知怎么的，就把一块棺材板弄倒了，正砸在我脑袋上。很奇怪，没见血啊包什么的，我甚至连哭都没哭。这让全家人感到大大的不安。我姥姥因而拒绝带我，怕日后有个痴傻呆苶的说不清楚。
就这样，我成了全家人眼里最倒霉的人。我妈带我回大连的时候，据说场面很感人，苏州的亲戚个个泪眼婆娑，觉得我这么小就开始去大连啃苞米面饼子，实在是“作孽”。这个棺材板事件的另一个继发效应是：我爸非常热衷于给我出脑筋急转弯题目。记得有一次我爸的一个同事让我猜一个谜语，其实就是那个思芬克斯之谜。那次不知怎么的就蒙出来了。我爸妈那叫一个狂喜，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了地。
就这么着，一直到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才回苏州。让我对苏州、对故乡这个概念，有了一层说不清楚的隔膜。时至今日，不论身在何处，都有一种“外人”的感觉。
在苏州，最不习惯的东西就是马桶，那是我死也不肯用的。弄堂里就有一个公共厕所，那同样令人讨厌。所以，我总是站在大门的门槛上朝外撒尿。我姥爷看到，就会满脸堆笑地用手指在我的尿流上打一下。这让我很奇怪——他不嫌脏么？以后懂事了才知道，他不舍得说我，只好用这样温柔的方式来尽一个长辈训教的义务。
二姨夫是个讨厌的人，因为他负责定期带我去理发和洗澡。弄堂口有一家扬州人开的剃头店，她家的二女儿就像画里的人一样好看，眉毛弯弯的，眼睛会说话，比我大一岁。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她正在吃一根咸支卜，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以为我馋的是那根支卜，就把嘴外面的那一半给了我。中学的时候学鲁迅的豆腐西施，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姑娘。多年后回苏州，又见到她一次，还是在她家的店里，正在奶一个半岁大的孩子。乳房软软的，下垂得很厉害。眼睛不再会说话了。
我二姨夫的可恨之处是他一定要把我带到石路上的一家店去剃头。这使我对剃头有了双重的抵触情绪。另外，每次洗完澡，他都要大刺刺躺在椅子上，找人给他扦脚，和电影里的剥削阶级一模一样。
相比之下，我二姨的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两个表姐，是最可爱的人。那个时候，我姥姥给我哥每天一毛钱的零花钱，我和我姐是五分钱。我的习惯是每天花三分钱买一支棒冰，剩下的两分钱买云片糕。有的时候，也会步行到石路去买一支五分钱的赤豆棒冰。我姐姐总是劝我攒几天，然后和她搭伙一起买小核桃，她认为这样才最合算。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每天吃棒冰和云片糕，隔三岔五地吃我姐的小核桃才最合算。
我的大表姐插队去了昆山，三天两头泡病号逃回来，和她一起逃回来的还有她的男朋友。有一次我去二姨家，正碰上这位男朋友把我大表姐压在身子下面“欺负”她。我大怒，转身要去报告我姥爷。那小子一开始掏出个两毛钱的票子，根本没起作用。一直涨到五毛，我才算消了气。很多年以后，我大表姐夫还在提这事儿。他在昆山一天的工分才六分钱，五毛钱，当时是多大的一笔款项啊！
我的二表姐先后谈过两个男朋友，全让我赶上了。第一个是个大学生，角（念“路”，没这个字）直农村的。那时候谈朋友，不过就是每人推一辆自行车，在马路上走来走去，连手都不碰一下。他俩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每人自行车后座上都有一个孩子——我和我姐姐。敲扁橄榄、奶油话梅、小核桃，他们一路走，我们一路吃，真开心！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学生来得就少了，大概是被我姐俩吃穷了，扛不住了。二表姐的第二任男朋友比较有钱，不但让我们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管够吃，甚至还带我们去观前街冷饮店吃过几次——一毛钱的高级冷饮，还有酸梅汤。那位第一任男友，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长相，偶尔想起他，却只是“通感”到个儿大水灵的荸荠上去了。
馋的毛病一直保留到现在。时至今日，还是让我哥常年给我寄一种苏州特有的小奶油瓜子。躺在椅子上一边看书一边嗑，我认为人生的快乐莫过于此。
不说吃了，说点儿别的吧。
在苏州，生活的主旋律就是河。那时候，家家吃水都是直接从河里打，倒进水缸里之后，再放几块明矾搅一搅。上午有穿着东吴特色服装的乡下人摇着小船挨条巷子叫卖新鲜的韭菜和苋菜。河中间总有汽船拖了长长的一串水泥船，来来回回地运黄沙。谁家要买个酱油什么的，就会求在河里游泳的小伙子吊住运沙船的船帮去红旗桥，买了再等反向的汽船吊回来。下午夕阳西下的时候，女人们拎着大木桶到河边来洗衣服，家家的隐私在此变形和传播。没有新闻的日子里，女人们就会拿无锡人的口音开玩笑，这是个永不厌倦的话题。比如，无锡人管月亮叫“亮月”、管螺丝叫“丝螺”，无锡人划的两条船要撞还没撞到的时候，大家都会一齐大叫“勿好哉，勿好哉！”咚地一声撞到之后，两条船上的人反倒抚掌叹曰：“那么好哉！”
我家对门的孤老太太，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年轻的时候是唱评弹的。每到吃过晚饭，河边的女人一片欢声笑语之际，她就会在堂屋的八仙桌边坐定，掏出一块抹布一样的脏手绢唱上一段。主题都是缅怀先夫的，但每天的词都会有创新。居委会里的干部来了几次要她注意唱词的内容，不要给国民党反动派涂脂抹粉，并威胁她“当心捉进去”，但都毫无效果。只好由她去了。评弹我大多听不懂，除了毛主席的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只记得每四句一段，最后一句的最后两个字是一个字、一个字一顿一顿地唱出来，这是评弹特有的韵味儿。比如：每日里，孤灯寒衾，长夜漫漫秋风——沉——寂！
在我的心里，我是把苏州当成自己的故乡的。但是遗憾，我的苏州话从没过关过，总是停留在洋泾浜的水平。反倒是上海话的水平要高些。每念及辛弃疾的“醉里吴音相媚好，谁家白发翁媪”，心里总有些茫然。记得河边上有一张大石桌，是用来把衣服摊开来拿刷子往上刷肥皂的。长年累月的肥皂水，把那块石板漂得非常干净滑腻，完全不长青苔。只是在桌脚的底部，有那么淡淡的一抹绿意。无聊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坐在上面，看河面上大大小小的船，看面色黢黑、脚丫肥硕的船娘在船尾升火做饭。
脚下那一抹没有苔痕的绿意，就是我心底的故乡吧，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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