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工厂，躲进彩票店的年轻人
2021年冬天，我在马驹桥遇到了张程。当时他坐在一家彩票店的角落里，眼睛盯着手机屏幕。
这家彩票店紧挨着金马商场，是周边不少零工休息和聚集的重要室内场所。刚进店里，就能看到白板上写着“仨狗友、喝醉酒、横膀逛、谁敢瞅”，这是当日的3D字谜。白板右侧是一条长长的通道，尽头是彩票店老板的柜台，有一群人围在那里。
张程离人群很远，一个人坐着，他的手机里闪烁着高饱和度的绚丽色彩。不同于刮刮乐、大乐透、双色球等一般的彩票，张程告诉我，他玩的是一款网上的彩票软件，倍率更高。在这个平台上，中奖的数字每30秒更新一次，倍率为9.96倍。除了更复杂的数字组合的竞彩，张程还能远程参与不同地方的博彩项目。钱是这些乱花了眼的活动唯一入场券，张程每次下注都是100元。
张程指着刷新后的手机屏幕告诉我，在刚刚结束的竞彩里，哪个是冠军，哪个是亚军，前五名都可说是中了彩票。他叹了口气，说要是他刚输入的一个数字是13的话，他也能中。这种差点能中的事情似乎经常发生，张程的情绪并没有很大的波动。他唯一中过的一次，奖金是500多块。虽然不多，但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确实给予他一种支撑。
除了买彩票，空闲之余张程也会打打游戏，王者荣耀、吃鸡他都会玩。这种线上连麦的游戏，跨越空间和陌生人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进行合作和交流，能够给他一种连接感，这是他在马驹桥的现实生活里感受不到的。但张程还是觉得孤独，已经27岁的他，最在意的是还没找到女朋友。所以，这几年春节他也没有回家。“找不到老婆，家里总催，烦得很。我现在一个人倒没什么牵挂”。
来马驹桥之前，张程因疫情被困在了大兴的一家工厂。2021年6月，疫情管控稍微缓和一些，在一个物流中介大哥的介绍下，从工厂出来他就直奔马驹桥。和众多年轻人一样，工厂对于张程来说，意味着条条框框和无尽的消磨。工厂的规矩太多，又管得太死，工作时间长且不能玩手机，流水线上也是不断的重复劳作。下班后生活也很枯燥，工厂周边没有娱乐，攒了工资也没处花。住集体宿舍的他们要求尽早休息，以免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而且，克扣工资的情况也很常见。
日子赶着日子，工作赶着工作，工厂里的生活就像一场循环播放的黑白默片，没有色彩，没有声音，也没有尽头。从工厂出走，是张程做的最坚定的事情。对于他而言，马驹桥意味着自由和选择权。马驹桥的生活成本不高，带着在工厂攒下的积蓄，张程在这里租下一个单间，一个月900块。住宿条件相对好很多，也少了被偷的风险。吃穿用度都很方便，周边的餐馆便宜且实惠，几块钱就能吃得很饱。到冬天会交暖气费，1000块能管3个月。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花销。
张程终于过上了“干一天、玩三天”的生活。提到未来的打算，他看了一眼天花板，又看了眼手机，顿了顿，把手机暗掉放进口袋，说：“未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什么追求。不过我应该会结婚，也会回老家。应该吧。”
我是2021年冬天在马驹桥遇到的张程。最近他告诉我，已经找到了女朋友，正在西安干着零工中介。
计划做后厨的数学老师
7月盛夏，我遇到玉蓉时，她正站在路边，照看着不多的行李，等朋友取快递回来。这是她来到北京的第三天，也是来马驹桥的第一天。
刚到北京的那个晚上，玉蓉同带她来的老乡径直去了京郊一家餐厅，那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后厨打杂，包吃包住。她告诉我，刚来的这两天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厨房就像一个战场。除了炒菜，其他所有的活儿都塞给她们，备菜、上菜、收拾餐桌、洗碗……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在黏乎乎的后厨地板上来回穿梭，汗水里混合着饭菜的香气以及油腥的洗涤剂泡沫的气味。潮湿、杂乱、仓促，这是玉蓉最深刻的印象。第三天中午，一辆面包车把她和朋友放到了马驹桥的路边。她和马驹桥的故事即将开始。
玉蓉很安静，戴个眼镜，不爱说话，我和她的对话总是一问一答。当提及她的孩子，能明显感到她的话多了起来，情绪也提升不少。断断续续地，她讲出了自己来马驹桥的原因。
玉蓉是河北邯郸人，在老家时曾是当地一所民办小学的数学老师。在2021年的教培行业整顿中，这份十几年的工作也没了着落。她家有两个孩子，失业那段时间，儿子在苏州上大学，女儿刚上初中。一家人仅靠丈夫一人的工资，经济压力很大。
44岁的玉蓉开始外出打工。失业当年，她就在邯郸市内找了一些临时工作，一个月只能挣3000多元。第二年，她跟着老乡进了山东潍坊的一家电子厂。她们所在的流水线负责蓝牙耳机的组装，玉蓉要做的是点胶——把蓝牙耳机里的零件粘合在一起。这种盒装耳机的内径不到4mm，内部的元器件也十分复杂，她主要做的是底部的缝隙填充，在几秒内往一个0.25mm宽的弧形缝隙内均匀填充胶水，然后重复。流水线工作需要精力和体力高度集中，手脚稍微慢一些就会影响整体进度。对玉蓉而言，尽管最开始会堆货，但熟练度提升之后，工作成了一件不那么苦的事情，在工厂一个月的工资也能达到5000多元。
在工厂干了一年，来年玉蓉再打算去的时候，却因为年龄超过45岁被拒绝了。而在去年，那家工厂的年龄限制还是48岁。在老家耽误了半年，46岁的玉蓉依旧没找到工作。两个孩子在读书，窘迫的现实容不得犹豫。在同乡的介绍下，她决定来北京，寻找新的工作。
尽管刚来三天，玉蓉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先去医院体检，拿到健康证后继续做餐饮方面的工作。尽管一天150块的工资不算高，但好在包吃包住。在工厂的经验告诉她，等到工作熟悉了也就不那么苦了。如果没活儿干了，她就等着，找到新的活儿再继续。
“赚够路费我就回家”
过去半个月，老王一直没找到活儿干。
为了维持生活，10天前他将落脚点从15元一晚的日租床位搬到了北边凉水河附近的公园里。很多人都在那里休息，夏天好乘凉，也不花钱。“这几天出来住的人多了，公园的位置也得抢，桥洞下也是。不提前占就没有地方可以休息了。”老王告诉我。
最近一段时间，老王是市场里到得最早的那一批人，但还是找不到活儿。即使在白天，他也会骑着共享单车，在兴华中街附近转悠。用他的话说，“蹲活就像钓鱼撒网，蹲一个算一个，没有也得蹲着”。
老王找不到活儿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到了暑假，很多学生去工厂打工，工厂来马驹桥招工的需求就少了，而各类型的工厂招工（尤其是夜班）是马驹桥非常重要的用工来源；二是因为老王并非这个市场上受欢迎的那类零工。首先是年龄，很多活儿都对年龄有要求，年轻人更吃香，马驹桥也不例外，而老王今年已经52岁了。其次是技能，老王啥活儿都干，但却不像市场中一些专门的泥工、瓦工，他们有自己的一门手艺，很多建筑工地装修的活儿老王都干不了。
半个多月下来，老王愈发清晰的认识到，马驹桥的就业行情越来越差了。“等我赚够路费就回家”。说出这句话时，他的眼神黯淡了一点，转头看向公路上穿梭的车辆。
老王的家在山西长治。来马驹桥之前，他一直在当地的一家玻璃厂工作，一个月3000块钱。生产玻璃的流水线已经半自动化，老王要做的就是在操作指令下达后，往池里铲入生产原料。尽管这份工作累了些，但也算稳定。
在儿子上初三那年，妻子身体不太好，老王只得离开厂子寻找更快更赚钱的门路。此时他的年龄已经不符合大多数工厂的要求。几经辗转，他和同乡一起来到了马驹桥。
老王勤快，也能吃苦，什么活儿都能干。零零总总平均算来，一个月的收入在六七千块，每个月他固定给家里打5000元，刨去自己的住宿和饮食，一个月剩下的钱也不多。快递分拣、药厂包装、电子厂装零件、建筑工地小工、货物搬卸、室内拆迁……这些活儿老王都干过，工资一般在190-240一班（14个小时），都是下力活儿，辛苦得很。尤其是工厂和物流分拣方面的活儿，马驹桥的临时工是轮不上长白班的，而夜班的工作时间是下午四点半到凌晨四点半，这个时间是对体力和精力的双重消耗。
老王说，他在马驹桥干过最轻松的活儿，是去年打新冠第三针疫苗，接种就有220元补助，还送了一些小礼品。“但是这种活儿只能有一次，打过就不能再打了，属于一次性的”。
疫情管控放开后，老王发现，找到活儿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了。疫情期间，只要人还可以流动，马驹桥就一直有活儿干，而且疫情也催生了一些特殊用工的需求。只要肯干，就能找到事做。但疫情之后，来马驹桥的人更多了，活儿却没有增加，常常是很多人抢一两个活儿。这种情况对老王来说非常不友好。此外，即便有活儿干，工资也比之前少了近30%。以前230-260元一天的体力活儿，现在的报价就只有150-180元了。即便如此，这些活儿也成了抢手的工作。
集体降薪和用工饱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3个多月。这段时间老王一个月的收入在3000元左右。这和留在老家打工的妻子收入差不多，但他在异地，还有额外的生活成本支出，不仅自己过得狼狈，补贴家用也不太够。
接下来老王将继续找活儿，等到攒够路费就回家。对于这一点，他说得十分笃定。
*文中张程、玉蓉、老王均为化名。
作者李晓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摄影蔡星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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