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截图，以一个外人的眼光来看，残酷到甚至有些失真。
但一位前腾讯互娱员工表示，其中一张网络流传的截图看起来和腾讯内部使用的软件界面很相似，而且从内容来看 “我不觉得奇怪，毫不怀疑这发生过”。
但比起这些，内心的煎熬更加磨人。
从以外包员工身份回到京东的第一天起，王鹏就被一种耻感笼罩。他避免谈及自己曾是京东的正式员工。有曾经协作过的同事认出他，又从工牌、工号看出端倪，表情里的惊讶和尴尬藏不住。
尤其是邀请他试试外包的前同事并未被裁员，现在依然和自己共事，这让他不知该如何自处。迟迟无法转正式员工，也让他备受打击。
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为什么我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一连串疑问盘旋在脑海中，一直折磨着他。
此时的他已经积累了 5 年以上的经验，是职场 “老手”，甚至对于再次回到京东所做的工作也颇为熟悉。但是，作为一名外包员工，王鹏只能打下手、做执行，失去了 “正编” 时的话语权。
不管一条业务上有多少外包员工出力，最终负责收口的一定是正式员工。当时王鹏发现，入职之后他所在的项目中负责收口的正式员工并不是很有经验，对于业务的了解度有限。于是他开始梳理项目、整理文档，凭借自己对岗位以及京东业务的了解，给那名正式员工补充知识、梳理逻辑。为了表现自己，王鹏开始主动推进业务，这超出了一个 “小外包” 的职能范围。
领导也认可他，屡次绕过 HRBP，向更高层级的管理者为他进言，后者也曾让他去做汇报，但这一切最后都因 “公司内部规定” 而没能持续推进。
“这只是暂时的” 的自我安慰和自我鼓励，在 “转正” 的希望一次次燃起又被浇灭间愈发苍白。对王鹏来说，这是继被裁员之后又一次感受到 “被否定”。他每晚做今日复盘，并带着高速运转的大脑爬上床，失眠变成常态。
对于 00 后李淑婷来说，成为华为外包员工，是她职场 “高开低走” 中的关键节点。毕业于 985 高校，校招进入中国头部车企，就连一向催促她回老家的父母都消了声。
然而，2023 年年初，李淑婷和上级申请加薪后被打了低绩效，愤而离职，踌躇满志地投入求职行列。头一个月，她每天投递约 40 份简历，经常在一天之内有两三场面试，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么快就从上一家公司离职”，工作经验的不足和不稳定性，成了她的软肋。
第二个月开始，李淑婷发现求职软件上已经刷不出什么新的岗位，投无可投。与此同时，得知女儿失业消息后，她的父母态度日渐强硬，不停联系她：“你找不到工作就赶紧回来，在那里干吗？”
第三个月，李淑婷和两家人员外派公司沟通，并最终接下了华为外包员工的工作。每月到手薪资只有约 9000 元，比之前少了 2000 元，而且还没有了员工宿舍、餐食等福利。在深圳这样一座高消费的城市，李淑婷每月已经存不下什么钱了。
不管是前同事，还是从前的同学，都会在不经意间带给李淑婷同辈压力，她索性不再主动关注他们的动态。有一次和一个老乡打电话聊天，得知对方进入京东做产品经理，很辛苦，李淑婷安慰他。
末了，老乡感叹：“为了钱忍着吧！”
她又陷入悲伤：自己又在为什么忍着呢？
在外界看来，外包员工地位边缘，工作内容普遍零散、机械化，哪怕是在大厂 “服务” 多年也难有成长。
好消息是，对事业发展仍有追求的外包员工，在这个身份之下，仍有改变处境的可能。
回头看，李淑婷觉得外包工作 “治好” 了自己的年轻气盛，甚至让自己有些战战兢兢。
“外包在最底层” 的想法嵌入了她的认知，在头三个月里，李淑婷讲话都小心翼翼。需要用公司内部通讯软件联系正式员工时，她会下意识地关注一下对方的职级。她知道华为的职级从 13 级到 22 级，数字越大职级越高。有一次一个正编同事让李淑婷去联系一下某人，她打开软件一看，职级超过了 19，就问那个同事：“我能跟他说话吗？” 问得正编同事一头雾水。
入职三个月之后，小组领导换人，她觉得这是一个商量转岗的好机会，开始承担起更多职能。但此时，她的 “外包羞耻” 又开始作祟：“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开口。我还是作为一个外包的身份，可能领导根本不会注重你的发展，也不会帮你去想什么，不像他们正式员工有什么职业发展规划之类的。”
最后，过于紧张的李淑婷不得不打了一个草稿，背下来之后，抱着 “大不了就重新找工作” 的决心，才去找领导谈。在领导答应下来但缺乏具体动作的时候，李淑婷又自己联系另一个团队的负责人，说服对方接收自己，才最终成功转岗。
曾静雅刚进入 B 站时，需要和其他外包人员一样，对应 “服务” 一个到多个正式员工，后者会把手里的活分配一部分给她。入职近一年后，第一任领导被裁员，曾雅静主动找到新领导，表明希望团队能改变对其工作的分配。与此同时，她做好了 “不成功便成仁”、大不了离职的准备。
和李淑婷一样，主动和上级沟通之后，曾静雅也如愿以偿地调整了工作内容，开始独立负责项目，无需再为特定的正编同事 “服务”。除此之外，曾雅静很少在晚上 10 点前下班，不管是从工作内容还是工作强度上来看，她与正式员工几乎没有区别。
而这一切的努力，动力都在于丰富履历、早日跳出外包的世界。
坏消息是，在内部突破外包员工的边界，去寻求成长，并不代表在求职市场能撕下外包员工的标签。虽然外包员工越来越常见，甚至不少人实际担任 “项目管理”“产品经理” 等的工作，但当他们想要跳出外包的世界时，却发现 “外包” 标签的分量十分沉重、重过自己在大厂实际的工作内容。
从今年 3 月开始，李淑婷开始尝试找工作，第一个月每天投递三十多份简历，瞄准互联网行业正式员工的岗位。有一次李淑婷在一面时自觉表现不错，和面试官相谈甚欢。面试的结尾，面试官问：“我就好奇你在华为待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跳槽？” 李淑婷解释称，自己在华为签的是第三方协议。
“原来你是外包啊，行，我知道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 面试官说完，结束了面试。不出所料，那家公司没有再给李淑婷任何回复。
其后三个月，屡屡碰壁的李淑婷逐渐降低了简历投递的频率，但默默将只接受正式岗位的要求，放宽到了互联网大厂的外包岗位，底线是至少薪资得涨一些。但她现在会在和 HR 交流的环节就直接表明自己的外包员工身份，“免得浪费彼此时间”。
当由于学历背景或工作履历优秀而志得意满的打工人，掉入 “外包职场” 的江湖，就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轮自信心和自我认知与定位的打破与重组。于是从外包岗位离开的人们，有的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排斥外包岗位，还有些人干脆放下了对大厂的执念。
曾静雅也在今年尝试找工作，和李淑婷的情况相似，在密集投递了一轮简历过后，已经逐渐停止投递动作。但她表示坚决不会再考虑任何的互联网外包机会，不管对方是否是互联网哪个大厂。
王鹏曾有机会加入字节，但在京东做外包的日子已经洗刷了他的 “大厂梦”：“我听说字节的平均工龄只有 7 个月左右，而且现在大厂的变动都挺大的。就算去了，可能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后，又要面临被否定了。”
一个月前，王鹏以正式员工的身份加入了一家规模不大但业内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带着 “大厂后遗症”，依然每天 10 点下班，成了那家小而美的公司里的 “卷王”。
两场互联网大厂外包岗位的面试之后，梁东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喘不上气且严重失眠，就医后医生为其开具了抗抑郁的药物。目前，他选择暂时回到东北老家修养，准备在 7 月内返回北京，继续求职，不再管公司是大是小，岗位是正式还是外包：
“我现在目的就是拿到一份 Offer，我要证明一下自己。”
（文中曾静雅，李淑婷，王鹏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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