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债人在天涯
负债者的年关是最难的。因激进消费或投资失利，催生出的负债群体扩大，他们正努力寻求方法，摆脱负债的重压。
王易是一名“债务规划师”，通过帮助难以偿还债务的年轻人制定还债计划尽可能脱债，来赚取酬劳。在工作的过程中，他看到一些年轻人轻易就陷入债务泥淖，辗转腾挪，而还债远比想象中更难。
躲债人，年关难过
临近2024 年新年，一天，仁博打开家门，看到摊在地上的几封信件，叹了口气。他没勇气打开，之前的经验告诉他，类似的信件中会注明他欠款的金额。5 万、10 万、20 万，每个数字都扎在他心里。他无能为力，也还不上。
仁博最初的欠款是一笔10 万元的网贷。2021 年，他辞工筹备自己的街舞培训班，借了10 万元凑足了启动资金。不曾想，第一轮招生结束之后，他培训班的生意跌入谷底。最差的时候，他不仅还不上网贷，连房租都要支另外的信用卡垫上。
培训班开了不到一年，2022 年，他拉上培训班的卷帘门宣布创业失败。之后，他开始“打游击”，游走于不同的街舞机构当兼职老师偿还借贷。可惜杯水车薪，半年后，他的欠款累计近20 万元。眼见着辛苦的劳作也填不上窟窿，他决定放弃还款。
之后，他成了躲债人，躲催收的电话，躲银行、金融机构给他寄的信函。有时候，催收会将短信发到他朋友的手机上。有好几次，朋友发消息质问他怎么回事，他只能慌忙否认：“肯定发错了，你们别管，搞不好是诈骗的。”
朋友们不知道，仁博已经成了一名赖账者。
大学生群体中，也不乏试图躲债的人。2023 年10 月，一位中部地区的大学生为买一台苹果牌电脑借了网贷。每月不到千元的分期，他数月后没能还上，开始逾期。原本，他想着“反正电脑已经在自己手里，总不能收回去”，没想到，他很快就接到了催款电话。
最开始是害怕，后来是躲，不到半年时间，他彻底“摆烂”，不去想这笔欠账。
直到2024 年新年，一则欠款的信息发到了他的朋友手机上——他的通讯录早被掌握，催债者开始给他身边的人打电话。大学生才意识到，想要躲掉债务没有那么简单。为了摆脱这些麻烦，他找到债务规划师帮忙规划这笔欠账如何偿还。
债务规划师王易叹着气接了这单活，赚了200 块钱。借款是如此简单。王易在不少地方见到的借款信息。它们会像牛皮癣一般出现在公共厕所、宿舍楼道，以及每个人的手机app 中。只需轻点一下，10 分钟内，几万的现金数字就会出现在自己的银行卡里，对借款人是否有能力及时还款，没有那么严格的考量程序。
摸到饵，就能找到王易。
某二手商品交易平台上，王易设置了一条标价9.9 元的商品链接，商品描述就四个字：债务咨询。现实中王易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在互联网上，他是一名债务规划师，通过帮负债者分析负债情况、制定负债计划获取酬劳。
顺着网络线头找到王易的负债者们各显其态。他们有陷入消费漩涡和投资失败的年轻人，也有在竞争之下被挤出商业洪流的失业中年人。
9.9 元是引导咨询者找到自己的饵，是虚价。根据咨询者的负债数额，王易会收取数额不等的服务费。负债10 万元以下，王易收个500 元左右。再高些的欠款数额，他会按照百分比支取。用他自己的话说：“规划这东西，就跟看心理医生一样，不会有个明确的数字。”
2023 年11 月，离元旦新年1 个月时，频繁有欠债者，通过链接向王易咨询。也是自那时起，王易开始感觉生活像个陀螺般不停地旋转。
元旦一过，中国年的年关也就近了。中国人讲究欠债不过年，陷入债务泥淖，负债者的年关难过，都急着甩掉身上的债务，为此饱尝压力。跨过新年，2024 年的头几天，王易仍忙着和来咨询的负债者交流，成日没怎么放下过手机。
对话往往进行得很快。王易按照常规询问，很快梳理清楚对方的欠款平台、数额，以及逾期时间。接下来，分析梳理咨询者的负债情况，变得清晰明了。
王易服务周到，除了帮忙规划还债的事，还很注意要给咨询者提供稳定的情绪价值。王易觉得给精神高度紧张的人们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稳住他们的精神状态，算是递过去一根救命稻草。也因如此，虽然梳理债务的效率不拖沓，王易还是会在每个咨询者身上花去不少时间。
临近新年的时候，网名“杰宝”的借贷者找到了王易。他太过着急，以至于没打招呼就先拍下了链接付款。杰宝26 岁，生活在上海。2022 年，因为生意越来越难做，他开始开自己的车跑网约。
然而，赚来的钱抵不过每个月的车辆贷款，杰宝陷入了债务危机。在一众借贷者中，杰宝的债务不算高，欠款的逾期也不久。因此，他并没有打算完全躲避无力偿还的现实，而是找到了王易，希望他帮忙出点主意。
他的欠款，可以拆分为三块：车贷每月5 千元，花呗欠款一共4 万元，还有零散的信用卡借款剩3 万多没还。根据经验，王易判断，机构知道这样的负债者往往还有还款意愿，这种时候各个金融机构和银行都并未将杰宝视为“老赖”，只要杰宝能表现出适当的还款能力，机构便会减免利息，各自给一个台阶，以这样的方式回款。
于是，王易给出规划：将几个债务池缩小。车子是杰宝目前赖以生存的基础，不能动，他开始着手重组花呗和信用卡的欠款。
再次接到催款电话，杰宝尽可能地说话透着委屈——按照债务规划师王易的嘱咐，他尽可能示弱地和对方商量，希望催债人可以减免他欠账的利息，只还本金。
他成功了。而后，杰宝只需要按照规划师的提议，从一张信用卡里借出6 万有余的现金，还掉除了车贷以外的所有欠款，然后给这笔新的借款办理分期。一套操作，他可以扭转原本信用破产的危险境地，为自己还款争取时间。尽管，这对于负债的他来说，只是拆东补西的应急把戏，但给杰宝制定这些建议时，规划师王易的想法，是至少可以减少欠债者临近年关的还款压力。而且春节在即，人手头留些现金，也好过年。
负债者，一块肥肉
暂时躲避债务催收后，杰宝支付给规划师王易1000 元的酬劳。直到结账收单，杰宝也没有告诉王易自己真实的名字。王易也不在乎，大多数时候，这是一个银货两讫的生意。
1 月3 日，王易完成最后一单咨询时，已经是晚上8 点多钟。他走下宿舍楼，元旦的气氛在上海还未消散，周边临近住宅区的商铺门口被染红，有窗花、对联，老人们围成一个小圈，挑挑拣拣，把年味托举起来。王易扫了一眼，没多留，转向边上一家馄饨店。刚点好菜，手机的弹窗又跳了出来。
“生意”又来了。
每周，王易大概能处理20 单债务规划咨询，私信栏里，积攒了不少未读的消息。阅读这些咨询的信息，王易发现，过去一年有两个现象“特别严重”。除了负债者数量增加，找过来咨询的躲债人，负债总体的金额也在减少。哪怕是负债2 万元左右，也有人无法负担，最终出现在咨询列表里。
这些负债者，有的是因为突然失业，也有人是因为上班的企业因各种缘故拖欠工资，把他们拖进了负债的漩涡。失去了稳定收入，他们原本相对稳定的超前消费生活，开始呈现出失控的态势。
1 月中旬放寒假后，王易回家给母亲取了2 千元。这是县里年轻人外出赚了钱回家的“传统”刚开始。他告诉父母，自己在做一份有关金融的工作，总之暂时不缺钱。一开始母亲不收，觉得王易在读书，即使兼职收入也不多，后来拗不过王易，还是收下了。
在家半个月，父母总是好奇，为什么王易每天都盯着手机。“在工作，赚钱。”王易往往会这么回答他们。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王易觉得，自己赚的钱没那么光彩。
“穷人甲没钱，只能去借钱。穷人乙没钱，就去做催收。”但到最后，打电话和接电话的人都是穷人。两方“争斗”，反而喂养了新的产业。而他作为债务规划师参与其中，也是在挣债务产业的钱。
截止至2024 年1 月21 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数据显示，中国失信被执行者达860 万余人。而在2023 年3 月9 日，这一数据只有803 万人。再往前的2020 年3 月，这一数据为574 万人。近4 年的时间里，失信人数量增加了286 万余人。
此外，根据汇丰银行的调查数据，中国的80 后人群，人均负债已经达到了22 万元，90 后群体人均也有12 万元负债。
当下，人们深知债务对人产生的影响，经过媒体几轮报道，网贷的诱惑外衣被揭露，审慎借网贷的观念也在普通人观念中发芽。不过，人们被勾起的欲望却无法随之退潮。信用卡类超前消费产品的普及，以及大环境的各类缘故，依然制造着欠债群体。借贷不仅在表面上从未消减，反而在私下里更加汹涌。
聚沙成塔的负债者们，延伸出了一套隐秘的“产业链”，整个群体成了他人的一桩生意。
备考研究生时，王易曾到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实习。在那里，他被教导了债务规划行业的运行法则——债务规划师们供职的公司，会一边雇佣规划师帮负债者规划债务，一面暗地里把负债者的信息兜售出去。王易说，领导会用存在即合理、让负债者获得“经济重生”这类的理由来带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在那间小办公室内，每成交一单就会有人大喊。下班前，领导会拉着大家一起放榜，看谁一天内完成的单子多，像是早期美发店的开业庆典。这让王易忘了很多的“道德框架”，在那个环境里，王易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后来，王易反思过：大概是因为一群人在一起，只要有人动起来，积极性就会传开。
如果按照债务规划公司的计算方式，平均1500~2000 元的收费算是最低的标准，负债的金额越大，收取的费用也就越高。王易说，2022 年的时候，他在公司每月光提成就能拿到接近6 千元。至于公司的收入他虽不得而知，但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债务规划师的工作对王易而言相当于买了个“保险”。只是他没想到，这个保险越来越牢靠——他自觉是吃到红利的人，负债者越来越多，让这门生意得以持续。
陷阱
2023 年脱离了公司出来单跑后，王易才渐渐意识到，负债者们实际上是失语的，如案板上待切割的鱼肉般被动。
寻求债务规划帮助的负债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理财能力不强的消费者，他们在超前消费的海洋中，模糊了对自身真实消费水平的认知，醒过来时已经难以继续支付欠款。第二类人，在过去几年里，创业失败。
还有一类人，之前王易从没想到过。他们在体制内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因赌博或是过度消费有了负债，降薪突然来临后，他们一下子无法偿还。怕逾期影响工作，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债务规划师来和银行进行协调。这类人的钱是最好赚的，他们不会砍价。主要原因，是他们之前的借款经验不足，害怕催收的电话打到公司和家里，不仅面子上过不去，还可能会把工作弄丢了。
无论是债务规划师或是催收、金融机构都争抢占领阵地。有人给出快捷取用的贷款，有人在背后虎视眈眈等着逾期，也有人两头通知。最后，让终端的负债者尝尽百味。
很多负债者们不知道的是，一些机构内部有一个“坏账”处理机制。如果细心研究，他们自己可以自行应对，比如写一些情况说明给这些机构，真的有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可以和机构直接说明。但现实中，这些信息被一些处理债务的企业控制在手中，负债者往往通过购买服务，请这些公司帮忙解决问题。
王易手上有一些银行贷款中介的资源，如果一个负债者的金额超过50 万，王易就会建议负债者以抵押的方式借银行的贷款，结清其它借款。此前，他这么操作过一次，欠债者140 万的贷款，银行贷款中介收了1 万手续费，王易得了5000 元介绍费。
许多负债者一直渴望“上岸”，认为可以靠工作填平债务。一个让人遗憾的现实是，在王易的见闻中，实际上，大部分上岸的负债者是在卖房、卖车、得到家里人帮助的情况下，才偿清了债务。
负债会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
在互联网企业工作的许畅，2023 年因创业开咖啡店欠下了30 多万的网贷和信用卡账单。原本他计划用年终奖金还清欠款，没曾想，自己遭遇了裁员，一下子断了收入。王易提议许畅跟网贷公司申请滞后还款，做分期。但是，网贷公司要求许畅提供一份工作证明，他没能拿出来，一拖再拖，征信“黑”了。
几个月后，许畅跟王易说，现在想想，很多钱是没必要花的，哪怕是找债务规划师，最终的结果还是没钱。许畅变得萎靡，他说，即便是“上岸”了又能怎样，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盼头了，就跟坐牢一样——人家是被铁窗困住，他是被钱困住了。
王易觉得，负债者需要的并不是债务规划师，而是学会合理地开源节流。受消费主义和越来越方便的各类超前消费产品的影响，加上大环境，有很多消费者正处于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中，而不自知。要知道，膨胀的消费欲并不是负债者们的专属。
王易的宿舍桌上摆着一台新款的苹果电脑，价值1.3 万。室友们刚开始的时候都觉得王易家庭条件很好，只有王易自己知道这是个美丽的误会。他想过要将这个误会延续下去，买个ipad 用来做笔记，买个switch，后来，因为兼职接触了大量负债者后，他否定了自己的这一想法。他意识到，钱多钱少并不是生活的重点，用什么穿什么也不是。某种程度上，王易和一些负债者并无二致，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不量入为出的消费，被困进债务里。
尽管赚到了钱，但王易说，并没有那么开心。他宣称，如果有机会能找到差不多收入的兼职，肯定会离开这个行业。
他想过离开。那是2022 年底，同事们叉着腰站在他后面吐槽一个负债的人“活该”。“他们觉得那个人很傻，欠了5000 块就急得不行”，王易说，同事对负债者的漠然、毫不同情，让他在那一刻感觉到一种异样。他突然反应过来，觉得自己很可悲，怎么自己就变成了这种庞大系统的一部分。
2024 年1 月24 日上午，一个贷款电话打给了王易。
“这边是银行回馈老用户，给你一笔5 万元的现金，随时取用。”
“谢谢，不用了。”王易挂断了电话。他不想活在梦里，“还是要现实一些。”
他说自己偶尔的时候会想那些负债者的结局，如果没有家人、亲友的帮助，他们大概率都会成为“老赖”。
几年前，他考虑着分期买那些电子产品，而进入这个行业兼职之后，他了解了一些内幕。此后，王易有一次想到电影《绿皮书》的场景。主角博士在演出结束后，发现司机托尼在门口和一群无所事事的混混们赌博。在那个充满种族与阶级对立的年代，许多人迈不过一道隐形的门。在博士看来，混混们的阶层和命运已经沉淀定型，但司机托尼不尽然，他还有可能通过选择向上爬升。害怕托尼可能会错过机会，博士走上前告诉托尼，“他们没有选择的机会，但你有。”
那一刻，王易觉得，自己也是如此。而后，他放弃了分期购买那些他本就消费不起的电子产品的想法。
（文中部分人物信息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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