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作为海边长大的人，我从小吃的海蛎煎不加鸡蛋。怀疑外面卖的海蛎煎非要加鸡蛋，是因为鸡蛋比地瓜粉便宜。做海蛎煎的地瓜粉必须是农家地瓜粉，外面买的地瓜粉不行，不Q弹。也不加乱七八糟的配菜，只有海蛎和地瓜粉，缀一点葱花，甚至葱花也不要，以免破坏口感。海蛎煎最要紧是地瓜粉要Q弹，海味要鲜美。海蛎要用盐水洗，洗时手往一个时针方向用力搅几分钟，这样海蛎能洗得很干净。老母亲听说，洗一遍盐水再加两滴花生油能洗得很干净，海蛎吃起来没有杂物。海蛎煎最忌讳吃起来有杂物。我开的海蛎没有多少杂物，因为我一边开海蛎一边过水，每一只海蛎都过水。不过海蛎过水不耐存，只能当天吃，最多再放一天。整个夏天我都在开海蛎。初夏天气暖和开始可以下海，每月根据潮汐大概有一半时间方便下海，老母亲总是去下海蛎，回来我不停地开海蛎。海蛎多了，既顾不上吃，也不爱吃。没有什么人间至味反复吃不会腻味。海蛎煎只做过一两次，不大成功，因为地瓜粉是陈年的了，陈了好几年，都不敢对外说，农家人年年都有新的地瓜粉，老母亲收成不好，好几年都没有。除了地瓜粉不好，锅也不好，没有趁手的厨具，我也不想买。海蛎加地瓜粉和水拌成团，要小心不要戳破海蛎，用手一小团一小团下到汤里，加豆腐和丝瓜，是夏天很美味的汤。煮过几次，都很鲜美，但后来也吃腻了。太多的海蛎，吃不完送人，也有坏掉的，后来老母亲听人说焯水后分装速冻，煮面加一点进去还很新鲜。我最近用豆豉去煮，油锅里加姜片再把解冻的海蛎下去翻炒，加入豆豉，煮熟，用来配粥。老母亲喜欢，我也吃腻了，有时发现海蛎也有点不新鲜了，不知道是哪个环节不新鲜的。

整个夏天都在开海蛎，天太热，前天的海蛎第二天中午之前开完否则就不新鲜了。我像劳工一样没完没了地开海蛎。开海蛎需要长时间一个姿势蹲坐在地上，腰经常非常难受，双手一直在用劲，经常从肩膀到小臂都是酸痛的。开完海蛎，指甲缝都是黑的，我要等长出来一点指甲再用指甲刀减掉，洗是洗不干净的。双手也是腥臭的，有几次我半夜失眠爬起来用洗手液洗手，用洁面乳洗手，用牙膏洗手，怎么洗闻起来还是有味道。几个月反复和海蛎纠缠，海终于以难以杜绝的腥臭让我感到恶心——这是我们沿海居民常有的对大海的心态，虽然不是全部。对大海全然的美好想象和热爱必然来自于你不生于海边。

其实不需要这么多海蛎，家里多数时候只有两个人，吃不完的，每一轮潮汐下海两次就够吃了，也不用这么辛苦。但老母亲有她病态的执拗，一定要每天下海。下海很辛苦，高温酷暑天中午一两点就去了傍晚才回来，从海边到我家也有好几公里，要肩挑回来，回来还要很辛苦，废寝忘食其他活儿全不顾地开海蛎，最后吃不完坏掉，她一定要这样，做不到少去两次，不用辛苦也不用坏掉。她以一种时不我待的架势在下海，要她不下海只有一条路，有人来叫她去做工。因为做工是挣钱的，下海不挣钱，所以做工比下海优先。而下海还比其他所有事优先，因为下海是做事，其他事都不是事。其实下海也挣钱，偶尔也有人来买海蛎，一斤20元。价钱还可以，但买的人很少，只有少数几次，一般也是节日或者周末年轻人回来。大部分人家，想吃都会自己去下海，不需要买，或者说不舍得买。买海蛎的人除了做工没时间下海，就需要一种近乎不事生产的优越条件和心理势能，这种人家在农家也有，但不多。村里也有一户人家多年在卖海蛎，有十里八乡的老主顾。老母亲是开拓不了新市场的。

我经常恳求她不要下海了，差不多就行，够吃了，歇歇下个月再去，海就在那里，永远在那里，你拼死拼活争分夺秒干什么啊。她从来不听，有时下海回来告诉我看见谁了，说现在海里人非常多，人比海货还多。很多男人在讨海，都是五六十岁。在乡村这个年纪的女性比男性有更多打零工的机会，很可能城市也是，又在房地产断崖下行的周期，大量以建筑工为主力的农民工都只能退回老家了。在吾乡下地是“女人的事”，无所事事的男性只能下海。听她说，我发现下海也有性别“分工”，女性目标多是海蛎海螺，这些海货不需要什么工具，接近于徒手，花的不过是功夫。而男性下海的目标多是螃蟹和贝类，这两种海货需要相对比较大件比较精细的工具。农家花钱买不便宜的工具，男性比女性舍得或者正当，同时，男性也被社会文化鼓励使用相对复杂的工具，女性对精细工具则很容易畏难和自我设限。所以老母亲即使海蛎已经吃吐了，也还是只会弄海蛎和海螺。姨妈家在另一个海边村庄，姨丈常年讨海，贝壳、螃蟹、杂鱼都有，上月有次喊老母亲去弄贝壳，很小的贝壳跟海瓜子差不多，炒了吃，嗑起来跟嗑瓜子似的，没什么肉，但是鲜甜无比。姨丈讨海也只是自己吃，不卖，或者说没人买，因为都是海边村民，海就在那里，谁家想吃就劳动起来，不需要买，非常小农。其实姨丈“不挣钱”很多年了，他早年的工作，石匠，早已在经济浪潮中被历史淘汰了。下海讨海，虽然没有货币价值的经济好处，起码不愁吃，而且做事了。做事就是尊严。

淡豹为小说《不吃鸡蛋的人》写的序里有这么一段：“出生于八十年代的青年小说家与随笔作家中，反倒是写城市市民社会的一些作家描写贫穷时，写得细致，有透骨凉意。而有乡村生长背景的作家常常倒即便是写幼年的贫穷和物资不足时也有极大的温情，穷并未带来”困“的感受。当然，这和后者有汪曾祺、废名这样可效仿的先人给出一套完整的、怀旧性的、正面的田园图景有关，让今天的作家可以将童年风物与家事放在二重怀旧的框架下去认识和描述。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在城市中，环境几乎不提供抵抗贫苦的资源和动力。日常生活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抵抗贫苦？在未被全面商业化的情况下，在教育还能带来社会阶层流动的情况下，在小孩去读书，家里还能吃饱饭的情况下。在贫苦农村，家庭提供的爱的记忆也可能压过困窘感。而且，在村庄里总有咸鱼可吃，不至于只有素菜。而城市里的贫穷就是困窘，没有一块田，一条家门口的河。大城市是这样无情地密密麻麻，一切都要靠买，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打开电视，走上街道就是金钱的表征。”

乡间生活曾经的确是这样的，假如我不是一个女儿（女儿始终是一个待嫁的没有土地——也就是相应的社会位置的身份）而是一个寡妇，即使一辈子不挣一毛钱，靠着我的勤勉，下地下海，我也相信不可能饿死。但这种状态在今日金钱社会，会因为没有直接的货币价值而被贬低或自我贬低。在乡下常听见说“只有我们这种没用的才种地”，即使她的劳作实际上供应了一家子很大一部分的粮食和蔬菜，挂在嘴边的也依然是“我们没有用的才种地”。做一天工70元工钱，比收一天花生感觉好多了，虽然那些花生可以卖几百块。货币价值成为一切价值的基础，同样是下海，海货如果卖了钱，那是比自己吃“有本事”、“有用处”。想吃海蛎，不是市场卖的那种，纯天然野生的，非常新鲜的，也是问下海的邻里买比自己下海仿佛更有面子。海场也被掏空了，比如产业化养殖，耕地也被占用了，日常也处处需要钱了。生活的实处需要钱，生活的意义需要钱，挣钱是本事，花钱也是本事。不能变现的生活是鄙视链的下游生活。七夕前，老母亲卖了两斤海蛎，挣了40元钱，那天下海仿佛是更有意义的，她很希望可以卖海蛎，但即使卖不出去，我们也不可能吃那么多，她还是要下海，因为虽然不挣钱，但有在做事。有天她说看见我们的泥瓦工了，因为最近没活了。没活的焦虑和羞耻，需要大海来承受。海的儿女，把他们生的艰难和忧愁都给了大海。因为做事，依然是尊严的保底来源。

暑假我们右边的邻居返乡，儿子儿媳都是教育行业，她本来在城里帮忙，假期回乡来，也天天下海。这位邻居年纪和老母亲相仿，年轻时就以勤快能干著称，童年她也经常天蒙蒙亮就骑着自行车去下海。老母亲看到她，仿佛得到壮胆，对我的不满更加不屑一顾，几次说，你看人家那么勤快，她也就是之前去帮儿子了，不然下海还能少得了她吗？这位邻居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硬朗母亲，她弄回来的海蛎，自己是不开都给老母开，“我哪里有空开海蛎”——这位邻居是家务一把手，从来都是把卫生和饮食打理得非常好，不像老母亲，干一样事是以头脑发热百废待兴为代价的，别说卫生了，一整天不吃饭也没有问题。我不满除了不想她这么辛苦，完全没有必要没有价值，还因为这种状态也连累我操持一切。最近她和邻居聊起来，才知道这位邻居的大哥，也是个下海能手。这位大哥是我们另一侧的邻居，常年在另一个离海更近也更繁华的镇上开批发店，从他父亲起就是村里比较有头脸的人家。我们以为他日常就是坐在店里，听说除了出去送货，其他时间都在下海，各种海货都弄过，吃不完经常也会送到妹妹家来。不怕热，不怕累，天天都去下海。他家里人口多，两个儿子都成家了，又离得不远，东西大概吃得完，吃不完也可以送人，这位大哥交友广泛。但确实没有必要天天下海，东西吃多了会腻味。而且他有三高问题，是不应该过于劳累的，他父亲应该是因为三高相关疾病离世的。

老母亲赞不绝口，说这么勤快的一个人。她对勤快有病态的欣赏，到苦役程度的勤快，她也很欣赏，经常令我感到很痛苦。然后她压低声音说，听说回这里来老赌博，所以不让回来，在那里没搭子赌博，天天下海。我知道了，原来是为这个，天天下海为戒赌，和老母亲一样的，她天天下海也是为了逃避思考，为了麻痹生活的不顺。本月下海的潮汐时间刚好赶上七夕节和中元节，节日饮食所需，下海的人比以往时候都多，有几次，到点看到人潮说笑着熙熙攘攘从门前经过往海那边去，也像海浪，从遥远的童年打过来。我记忆中，幼年时物质匮乏，下海也是大事，接近于浩浩荡荡。到少年、青年时代，因为经济蒸蒸日上，外出务工的多了，下海不再是日常生活重要的劳作。现在，下海又回来了，海的儿女回到了海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