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第一次去看史铁生。曾经为之做过长久的准备，首先是读过他的好小说，尤其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再是听人叙述他坎坷的经历以及他的为人，然后就与他开始了通信。
他的信写得很好，以那种简单明白的语言论及小说的艺术。这一切，都使人对他怀着神圣的想象，觉着自己的凡俗。其实，在这一切之前，我是见过他一面的，在1980年时，文学讲习所里，有朋友推他来听课，我们还握了手。印象是模糊的，觉着似乎是一个腼腆的青年，还有就是，他坐在轮椅上，那轮椅显得空落落的很大。等再次看见他时，他已巍然将那张轮椅坐满了。那次去看他，是到国子监的路上，已经到了雍和宫大街，要躲过史铁生，就躲不过去了似的。否则，还是要推迟。因为这个见面是那么重大，叫人觉得有着遥远的距离，总也走不近，总也做不好准备。现在，却兀自到了眼前，无法回头了。我们敲了院门，他父亲出来开门，听说我们的来意，便指着门上的告示让我们看，上面写着见客的时间，这时，正轮到不见客。我就说，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并且立即就要离开，这时，他父亲似乎是接受了某种暗号，忽然改变了主意，拉开门放我们进去了。
王安忆（左）、陈村（中）、史铁生（右）
史铁生很不好意思地朝我们笑着，似乎他犯了个淘气的错误。我们问他父亲怎么又让我们进来了，他伸手在窗户上敲了敲，说听见我们的声音，就给了个暗号。这天是星期天，他家里人挺多，妹妹、妹夫都回家了，在外间做饭，里间是史铁生的房间，生着铁皮的烟囱炉，有着一股日常居家的温暖气氛。他说起上回在讲习所的见面，说我那时候特别瘦。我说那时在北京生活，必须吃大量的面食，我很不习惯。他就说，面食里的饺子还是可以的。然后又说到了北京的大白菜，整整一冬天，主要就是吃它，也是个问题。他说，那么包饺子呢？最后，我们要走，他不让，拉住我们说：别走，今天我们家吃饺子。就这样，这一次见面，我们基本上在说饺子。当时不觉得，过后想想却觉得出乎意外。因为，像史铁生这样，坐在轮椅上，是有权利说许多高深的哲理，人生的感悟，生命的体验，存在的真谛。他说什么我们都会相信，也会感动，可是，他只是说饺子。后来，他的家就成了最经常去的地方。他的家和所有的家一样，生活照常进行，你完全不必像歌里唱的那样，“多给一点爱”，你也完全不必有那些戏剧性的想头，以为在那里会得到灵魂的升华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切如常，不同的只是，你用脚走路，他用轮子走路。你所以去敲他的门，只是想同他聊天。你所以更喜欢同他聊天，是因为他有好的头脑，以及非常好的天性，这两条都是使人愉快的。
记得有一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搞了一台文学晚会，我和知识青年史铁生，还有王朔、刘庆邦、刘恒、何志云等作家朋友们在一起。知青出身的作家各自诵读一段话，表示对那段岁月的态度。我们十几个人被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几位年轻导演，分配在场子四角上的平台，等待轮到自己说话。
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史铁生。开头是这样的：空廓的场子里暗了片刻，忽然亮起一束追光，光圈中空无一人，然后就响起了史铁生的声音。他是以探讨问题的口气，很中肯，也很平静，并且是列出“第一”“第二”，这同现场所营造的悲剧气氛格格不入。提起来的一口气一下子瘪下去的感觉。忍不住要笑，在这样的语气对比之下，周围所有一切都变得虚张声势了。要说史铁生教育你，就在这地方，那就是，真实。可我们依然不要忘记，史铁生确实是一名截瘫者，他要抵达真实的途径要比健康人曲折。许多事情，他是以心智去体验，而不是感官。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史铁生与这个世界所建立起的真实关系里的含义，他的日常化里的理性的力量。
他常常使人忘记他和你不一样，因此，同他说话就无所顾忌。有一次，与他聊天，聊到有些外来妹在城市扎根的事情，我随口就说“或者嫁个瘸腿的”，话出口多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犯忌，先就尴尬起来。我一尴尬，他便也不自在，这局面确是有些难堪的。
后来，我在他的一篇小说里看到了一个相类似的细节，一个少女对一个瘸腿的男青年说到一只鸽子的名字叫“点子”，说这名字叫人以为它是个瘸子。这小说是多年前的，这也许说明史铁生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这种情形在他身上发生已不止一次。就这样，史铁生破除了迷信。他并不给人们提供神话，只提供真实，却是上乘的真实，因为他是穿透身体的隔阂，用心力去撞击现实所获得的。他的真实是有力量的，是由无数超感的玄思组成的。这些玄思最终落成了平常状态，虽然也是你我他的状态，却又不全是。你我他的状态是盲目不自觉的，而这却是自觉的思想的果实，有着切实的理由，更使人信服，也具有理想的性质。他其实是比许多健康人更多更深刻地享有这个世界，我们完全不必对他抱有怜悯。这就是你无法对他去唱“多给一点爱”的缘故。（本文原题为《王安忆：残疾人史铁生》，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永远的史铁生，本文选自《铁生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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