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级春风追十里

整个年节都在北京过的，前几天终于回成都，到家已经天黑，随便下了碗青菜面，就要看电视。这时候看电视不是瞎看，而是看那特定的几部电影。我尤其需要看那几部电影中特定的几场戏，来定定神儿。不然好像回家没有回透、回到位。

昨晚看的是《武士的家计簿》开头那场全家吃饭。江户时代的武士猪山家，父子都是会计，业务和人品都不错。那时父亲母亲还不老，父亲话多，喜欢反复回忆年轻时为主君立下的功劳，反复幻想自己流传在外的美名。母亲仍然漂亮，保持着中产小姐的精致，爱自己，爱时尚，崇拜美丽的衣服。祖母一头银发，精神极健朗，可能是个数学天才，虽然为时代所限未能致用于广阔天地，但整个家庭的殷实显然应归功于这良好的基因。儿子尚未婚配，典型的理工男，古代的程序员。女儿已经许定人家，大概过一段时间就要嫁过去，此时正沉浸在甜蜜的期待，和对娘家的依依不舍中。

这吃的不知道是哪顿饭，虽然窗外有天光，但应不是早饭，上班族早饭没时间聊天。午饭一般父子俩是在单位里吃便当，如果上班的话。所以大概是一顿早早的晚饭，或者一顿休沐日的午饭。一家子坐得整整齐齐。父亲居中，左边母亲女儿，右边祖母儿子。都吃得很安静，只有轻微的喝汤的吸溜。母亲搛起一块笋，说了这场戏的第一句台词：时鲜的竹笋呢。她咬了一口在嘴里细细嚼着，发出既脆又韧的咔差咔差声，很欣赏很享受的样子。女儿有一点小小的得意，笑道：是竹中家里托人从乡下带来的。竹中是她未来的夫婿，看样子她是在爱着。母亲更喜欢，‌‌“现在阿春你已经是竹中家的人啦。‌‌”女儿但笑不语。

中庭的梅枝上开着花，山茶经雨更为繁茂，夹衣替下薄袄，天空的蓝色柔软了，所以我想他们吃的笋，是春笋。

恰好就是眼下这个时节。

春笋这东西，提起它就有一股子甜丝丝的暖香气，大概就因为太家常，属性就是家常。但又很微妙，跟土豆白菜那样的家常菜又不同，时令使它显出一点骄矜，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到嘴的，等待也是品尝的一部分。所以在它的时令里，它竟可以独立成篇，不一定非要沾肉荤的光，甚至还能与它们分庭抗礼呢。

我们家吃春笋就一种菜肴，是父亲从上海老家带过来的吃法，腌笃鲜。实际上腌笃鲜我们从来做得就很不正宗，因为没有咸肉，永远用宣威火腿代替，而且又抠门，放得极少，百叶结倒拼命放，因为父亲自己爱吃。春笋我们嫌它有点涩嘴，‌‌“杀嗓子‌‌”，父亲要先煮一下，却往往煮久了，鲜香大大损失。结果我家的腌笃鲜根本就不配叫腌笃鲜，只能算有火腿和春笋口味的百叶结肉汤。

腌笃鲜做得好的是我大伯。按说这道菜能有什么技术含量呢，不就是把材料配齐煮在一起么，但其实并不，难就难在‌‌“材料配齐‌‌”。大伯是上海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北京，念完大学就留下了。直到退休后离开，总共在北京生活了近六十年。他说在北京居家过日子想要忠贞于本帮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早先北京的食材远没有现在这样丰富，很多南方大路货时蔬在北京菜市场根本见不到。即使三里河那边的老部委住宅区，苏浙人聚居，倒是有一个市场出现过南方菜的凤毛麟角，大伯带我去逛过，也只发现过一两次马兰头，一两次荠菜，一两次茨菰，以及一根咸门腔。所以在那时做一个地道的腌笃鲜需要的诚意不是一般的诚意，而是一份忠诚。这份忠诚不是献给鲜肉的，鲜肉哪里都有，也不是献给咸肉的，咸肉老家亲戚总能变着法儿托人带来，也不是献给百叶结的，北京的百叶结我看跟上海的并不分伯仲，这忠诚是献给——春笋的。因为1992年春天的北京，春笋可遇不可求。

我们遇到的那一次，那真是，可歌可泣，我们的忠诚洒满了民院南路——魏公村——万寿寺这条路线，为追赶一辆满载春笋的破卡车。

那天原本没打算做腌笃鲜的，大伯说今天吃简单点，去魏公村副食店买个松仁小肚儿，菜摊上买两把青菜，回来下个葱油面就行了。我们就顶着六级春风出门了。没想到刚走上民院南路，就看见一辆卡车，车斗满载着笋。大伯视力一向很好，明明看得清清楚楚，却偏问我：‌‌“你看见那是什么？‌‌”不知道是激动，还是风太大，他声音听上去在颤抖。‌‌“笋？‌‌”我说。我那时刚从成都到北京念书，哪里稀罕笋。大伯不看我光看笋，自语道：‌‌“格么好了。‌‌”

那是个星期天的上午，因为风大，街上人少。我们是笋车唯一的顾客。大伯与小贩攀谈一番，得知是从江西用车皮运来的，昨天夜里刚到。又掐笋根，果然出汁水。他使劲克制自己的狂喜，但没什么用，小贩说了一个恼人的价格，他也笑眯眯的。然而刚要挑拣，小贩忽然朝着远处愣住，大喊一声‌‌“我操！‌‌”转身猛拍驾驶室，司机立刻甩了烟头发动起来。‌‌“大爷回见，那边大盖帽来了！‌‌”他们撂下这句话就把车开跑了。大伯和我傻在原地，风把我们吹得没了人形。

可恨那笋车开到800米外的路口又停下了，大约发现刚才情报有误。大伯登时发令道：‌‌“追。‌‌”撒腿就跑。我只得跟着跑。然而我们哪里有速度？顶着风能迈开30°的步子就不错了。而且大伯那时已经六十岁，上半身发福，两条腿还是祖传的细腿，他跑起来真不忍心看，像鸟类里的大型涉禽。更狼狈的是，他一边跑一边跟迎面过来的三五个人点头打招呼，原来是遇见熟人。他们单位的宿舍就在民院南路上，同事极多，低头不见抬头见。大伯在他的学术领域里也是有分量的人物了，行止一向庄重严谨，那些年轻人来见他也都做出高山仰止的样子，然而终于发现他背地里竟然追着一辆无照经营的破卡车狂奔，就为了吃一口笋。他们会怎么想啊？……我放慢步子拉开距离，装做跟这疯狂的老头儿并不认识。

就在大伯即将抵达之际，车子竟然又启动了，这回是真的，两个大盖帽就在路边站着，大风里只听见他们指着小贩喊：‌‌“我告儿你啊——‌‌”。笋车立刻屁滚尿流地跑了。我以为大伯这下死心了，可赶上去一看，他仍然盯着车尾的烟尘，得意地说：‌‌“他们这是去魏公村了，我们不用赶，他们肯定在那里等着。‌‌”

我大伯是研究元史的学者，不知道是史学本身艰深，还是他研究透以后深感痛心，他脸上从来是肃穆的。我们子侄都怕他，我就算是与他最亲近的了，也唯唯诺诺，因为能感受到一个老派学者多年来在孤独和寂静中形成的学术精神，那是一股子倔强的狠劲儿。他就是靠这股子狠劲儿取得了研究成果。我感觉今天追笋车，我看到的也是这股子狠劲儿。

‌‌“我料他们不会跑远的，他们不敢上大路——你看吧。‌‌”他大声说，风把他的微笑变成了狞笑。

大伯料事如神，等我们疾走到魏公村时，笋车果然就在那里，但车子已经启动，因为被坐地户商贩们一齐轰赶。大伯跑不动了，眼睁睁看着笋车再次绝尘而去。我压根就懒得跑，暗暗开心死了。

‌‌“你不要难过，‌‌”大伯说，‌‌“放心吧只要有毅力我们肯定能追上！‌‌”一边弓腰扶膝喘气。他失态到这地步我也是头一次见。‌‌“他们只能沿着高梁河边开，顶多到那棵古银杏树那里就得掉头。‌‌”说完他直起腰，再次出发。

那时北京的三环路还没有全线竣工，但紫竹桥那边也早已是通衢大道，我多希望笋车能拿出勇气，开上大路头也不回地离去，彻底断了大伯的这份儿痴心妄想。我边垂头走着边偷偷地祷告，走到古银杏树那儿我乐了，笋车连根毛都看不见。可大伯仍不停，他沿着高梁河继续跋涉。在北京生活过的人大都知道，春天里六级大风的神奇，它能把活人变成兵马俑，刚出土的。兵马俑假如能说话，我猜就是这副嘶哑、皲裂、干枯的声气——

‌‌“给我称十个。‌‌”大伯说。

我一抬头，他已经站在笋车边上，灰头土脸的，一笑就掉渣。笋车停在高梁河岸边，小土路尽头，魏公村棚户区千家万户的总入口，万寿寺的山门外。我们赶到时已经不是唯一的顾客了，拎着簸箕的老太太们吵吵嚷嚷的一下子围上来四五个。万寿寺门口有块空场子，一老一少两个寺僧正在洒扫，看见笋车在俗世引起的轰动，也停手站住了，侧头相商几句，不知可是起意要买。

这辆满载春笋的破卡车停得非常稳当非常镇静，车轮下尘埃落定，仿佛四脚生根。司机的胳膊从驾驶室伸出来，松软地垂下，指间夹着一颗烟，刚点的。车斗四壁这时显现出坚刚，铜墙铁壁似的，完全忘了刚才亡命天涯时几乎散架。这破车像是一个颠沛流离大半辈子的人，在中年时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准确定位，踏实了，想好了，俗世的生意和佛家的生意他都要做，他突破重重封锁运来的违禁物资，包含着他的勇气他的智慧他的才华，他要卖给全人类。

我和大伯扛着沉重的口袋正要往外挤，车上小贩又叫住我们，‌‌“大爷，您今儿受累了，我给您饶一根儿小的。‌‌”他挑了一根短细的笋作为赠品塞进我们口袋，大伯红脸笑着，支支吾吾的。他们对视的一刹那，眼里都有知遇的感恩。大伯谢他知道疼人，他谢大伯这份难得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