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闻蜀黍：这大概就是《漫长的季节》最后的倔强，导演辛爽把原本删减的片段，还是给放出来了。
《漫长的季节》结尾的时候，一场大雪串起了整部剧，里面闪现了很多镜头。
其中有一个是全力骑着三轮车，从维多利亚接巧云回家。
原本这场戏是在那场大雨天，王响接王阳的时候，王响在后门看到的场景。
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加坚定了王响想赶紧把王阳送进厂子的念头。
不过，导演在最后的回闪里，又把这个镜头放进了正片。
之所以被删，可能和一个国企职工到歌厅去兼职陪酒女有关。
妻子去歌厅挣钱，丈夫晚上接送的情况并不罕见。
为了生存，他们放下了自己最后的尊严。
《漫长的季节》的大背景是一曲悲歌，绝非一部简单的悬疑剧所能囊括的。
黄小妖：看《漫长的季节》，你们有没有觉得，东北伤痕文学其实就是《红楼梦》？是一群天真的人，突然被一种巨大的不可抗力搞到一无所有的故事。
计划经济下的东北老工业厂区就是大观园。这些作品中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弗洛伊德、钢琴、拉丁舞、萨克斯，工人们一边劳其筋骨，竟也兼顾了陶冶情操。这些作品中出现了一个个天真澎湃到反常到搞笑的人物，其实只要留心上一辈，你会相信一个王响这样“以厂为家”的全套积极份子是真实存在的；龚彪同样天真，丽茹说得没错，彪子是真的爱学习，那种对于知识的热爱，除了拿来装逼之外，几乎是纯然的；甚至很多作品中大量的所谓的反面人物，比如管计划生育的小领导，念下岗名单的人，他们中很多人也天真而茫然地相信，自己与伟大光荣正确站在了一起。所有人都浑朴可爱，面目无憎。
东北当然是一个被凭空制造出来的乌托邦，它悬空在整个国家非常巨大的贫穷和苦难之上，但它的内部却是生存无忧的，自给自足的，革命乐观的，浪漫多情的。乌托邦是被塑造的，但人心却是真真正正与乌托邦同构的。他们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与时代共舞的最高的情绪价值。
所以，当乌托邦轰然倒塌的时候，失落打在人心上，痛当然是巨大的，毁灭性的。但人心却不是不古的，那种被乌托邦精神喂养起来的天真几乎成为了东北人的底色。天真是一块毛玻璃，当它与快乐叠加时，便呈现一种温柔的玫瑰色，而它与痛苦叠加时，便呈现出一种绵长的感伤，再巨大的毁灭性的苦也被幽默轻轻包裹起来，甚至用宽恕一笔带过了。
这两天我经常刷到有的东北人说，你们看东北电视剧，觉得嘴碎，恨不得一句一个梗，这真的不是小品式的夸张，是我们东北人真是这样的云云。其实“恨不得一句一个梗”和“恨不得一步一句诗”，是一样的饱满而天真的东西，这是乌托邦的语言，现实的乌托邦倒塌了，人心还是很难从废墟中爬出来。
自然，造物者心里是有杆秤的，明白何为此消彼长。“港商”待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然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逃不过的是拨弄秤杆的翻云覆雨手。
@GrenadierGuard2：工业伤痕文学最怀念的那个工人地位高、待遇好、每家可以弹钢琴的时代固然美好，但也仅限于国营工厂这个群体。换成我们白完的种地老乡是只配去啃树皮的。苏式体系对重工业人口赋予准旗人待遇的实质，是把所有人的生存资源全部汲取过来重新优先分配给技术人口/工业人口和军队，代价当然是占人口比例最多又最受歧视的农民。由此也催生了苏式国家普遍存在的严格限制城乡流动的户籍制度。二十世纪以来多次食物短缺乃至大吃饱问题给人们留下的宝贵生存经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你一定要当个城里人/厂里人。
@啊熊姨：“港商”这个形象，好像变成了审查制下电视剧的新出口：
《漫长的季节》里，港商卢总侵吞有资产，在破坏小城道德水准的维多利亚娱乐城夜夜笙歌，最后强奸女主。是一个百分百的“恶”的代言人，他是第一个被杀死的人。
在《狂飙》里，港商蒋天是主角的镜像，他杀警察、杀大嫂，掠夺小城房地产开发资源。一个反转是，主角从香港找来杀手自导自演，把脏水泼给他，并学他的手法绑架他家人，港商被本土主角的高段位逼死。
在《人世间》里，骆士宾也是到深圳后发财，变成了一个类港商。他实际上是个强奸犯，发财后用金钱来争夺自己的私生子，最后也被主角失手打死，主角入狱，用这一悲剧来推动后续的主角的命运故事。
在这些讲述90年代的伤痕文学电视剧里，“香港”是资本主义的符号，“港商”在小地方市场经济进程里，是资本的来源、是酒醉金迷生活方式的来源、是原本工厂和阶级兄弟腐化分裂的催化剂。电视剧用这个形象，遮蔽了房间里的大象——工厂是被戴劳力士的港商搅黄的，而所有人都知道下岗的原因根本不是这个。
真实生活里，香港和深圳，在1990年代是一个正面的市场经济代表，用来折射内地的制度落后和改革的急迫。也是各地招商引资最炙手可热的对象。二三十年后，经过2019年，如今的内地人，早已不是用这种心态和站位去看香港了，而这三部电视剧又都是在此时创作、此时走红的。香港的形象在当下流行电视剧中被重塑，变得更恶，成为了一种替罪羊。
有意思的是，这三个角色实际都是内地身份（前两个在剧中就揭示，是假冒的香港人），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审查中，平衡陆港关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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