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黄罡
在民宿里等待的朱梅还不知道意外发生。11点左右，娄雪下楼已经半个小时了还没回来，朱梅打过好几次语音电话，都没能接通。她有点不安，来到楼下寻找娄雪，听见有路人在说“高空抛物砸到人了”。当时，伤者已经被救护车接走，夜市也拉起了警戒线，朱梅拿出手机里娄雪的照片询问路人和警察，最终确认遇难的人正是娄雪。
这并不是这些天万达公寓第一次有东西坠落。
6月17日，娄雪遇难的5天前，楼上先后砸下了5升装矿泉水、未开封的罐装可乐。被可乐砸中的宋瑜告诉记者，当晚10点多，她到夜市吃东西，刚坐下不久，她的眼镜突然被什么东西砸飞，一摊冰凉的水洒到自己的身上，额头一阵疼痛。她伸手去摸，发现左边额头上肿了一个大包，同时，一个听装可乐砸到地上炸开，瓶子裂成了碎片——其实，刚到夜市时，隔壁肉串摊的老板就告诉过宋瑜，自己下午被从天而降的一瓶2升装矿泉水砸伤了腿。甚至就在娄雪遇难前的两个小时，楼上还有东西在掉落。一位在场商户告诉记者记者，6月22日晚上9点左右，公寓高层上砸下半瓶奶茶和几块砖头，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没抓到人。让我们小心点，把摊子和桌椅往外挪挪，离公寓远一些”。
破灭的未来
娄青和家人是在6月23日凌晨5点多起身飞往长春的。在长春的殡仪馆里，娄青看到妹妹“安安静静地躺着，像睡着了一样，五官都没动到，脸上还是白净好看”。娄雪生前留下许多照片，有外出旅游的、参加文艺汇演的，也有穿着工作制服、手拿获奖证书的，她长得清秀，大眼睛，照片里总是在笑。此刻躺在冰棺里的娄雪身上已经有些结冰，冻住了。更让娄青触目惊心的是，妹妹的额头上被砸出了一个大窟窿，“骨头都砸没了，直接能看到里面”。
娄雪是家里的小女儿，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她们的老家在山东烟台下属县级市的乡镇上，娄青对小时候的生活还有记忆，父母打工、务农，“没日没夜地干活，吃很多苦”。不过，他们对两个女儿十分疼爱，从小村里其他孩子有的新衣服、新书包，哪怕只是发卡、头绳这些小玩意儿，父母也总是毫不吝啬地买下。姐妹俩年龄相差10岁，关系却亲密无间，娄青上高中时只有周末回家，两人睡在一个床上，娄雪总要怀抱着姐姐的一只胳膊，生怕第二天娄雪上学前不叫醒她告别。娄青至今有个习惯：睡觉时不关机。她在外地上大学时，娄雪是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晚上经常打电话来问作业，“总怕妹妹晚上找不到我，着急”。
身边相熟的朋友都觉得，娄雪以后能有不错的发展。大学室友霖霖记得，娄雪的成绩一直很好，大三参加司法考试时是“一把过”，更重要的是，她的性格外向，“总是在笑，和谁都能处得来”。刚上大学时，霖霖和娄雪都参加了学生组织，许多人和老师接触时十分拘谨，不敢多说话，娄雪却能大大方方地展示自己，帮着大家组织活动，大四时还成了新生辅导员。这让内向的霖霖有点羡慕，“有这种性格的人，在工作上一定更吃香”。娄雪的工作很忙，常常晚上10点才下班，有时候娄青劝她早点回家，娄雪反过来安慰姐姐，“我自己拖延就会耽误别人。现在回去也是一个人待着，还不如和同事在一块呢”。
聊到妹妹的过去时，娄青一度陷进回忆里，又抽离出来。“我们当然觉得她很优秀，但她和你们一样，就是普通的、好好长大的孩子，这么多年没有住过院，没有受过什么伤。并不是优秀的人被砸死才可惜，一个最普通的人，也不应该有这种遭遇吧？”
娄雪对未来还有许多规划。到长春的那天中午，娄雪和朱梅一起吃饭，再次提起了出国留学的想法。这是娄雪的一个遗憾，2017年本科毕业时，她原本打算出国念书，当时姐姐刚生了孩子，妈妈正好生病，娄雪最后还是选择留下来照顾家人。但娄雪一直没有放弃这个计划，出事之前，她已经向单位申请出国进修一年，正在准备语言考试。6月22日那天中午，她和朱梅聊了很久，“娄雪有点责备自己，觉得工作以后太忙，没有很快准备语言考试——其实她已经很努力了。她说，想趁着现在年轻，还有精力，把这个梦想完成了”。
她还有一个稳定的男朋友，已经有结婚的打算。五一期间，男友陪着娄雪一起回老家，“我爸对男孩特别满意，出事前几天是父亲节，他在群里给我爸发红包，说‘感谢你们把娄雪培养长大，接下来是我们回馈父母的时候了’”。娄青说，虽然还没定下具体婚期，妈妈已经在家琢磨着，娄雪结婚的时候应该穿什么样的礼服、做什么发型，“我妈最喜欢念叨，以后过年时我和妹妹都带着一大家子人回去，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她得包多少饺子，多热闹啊！”
但那块高空砸下的砖头打破了所有计划，也击碎了这个家庭的希望。这半年里，娄雪的父亲消瘦了几十斤，母亲每天都在哭，待在家里不愿意出门，有时还会看着电视上北京的画面问：“娄雪下班了吗？吃饭了吗？”有一天清晨，母亲给娄青打电话：“昨晚梦见了你妹妹，还是和以前一样坐在我旁边聊天，我不敢醒过来，怕醒过来她就不见了。你现在有家庭，我们也放心了，我想和你爸爸早点走，去陪她，她一个人在那边太孤独了。”
离群索居的人
在一审法庭上，娄青、朱梅和其他亲戚朋友第一次见到夺走娄雪生命的人。周恒穿着一件圆领深色毛衫，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斜倚在被告栏前。娄青回忆当时周恒的神态，“就像上中学时班上那种嬉皮笑脸的男生，把什么都不当回事，法律、法官、娄雪的照片，任何人、任何事他都不放在眼里，一直微笑着”。在法庭上，周恒说：“我想死又不敢跳楼，想扔砖头砸死人，砸到谁算谁。如果我把人砸死了，公安局就能把我抓了，判我死刑——安乐死。”
看起来，周恒是一个和娄雪完全不同的人。他出生在2000年，案发时不到23岁，成长在一个既贫穷又分崩离析的家庭。周恒的老家在江西省高安市下属的农村里，村子不大，登记人口只有300多人，除了从村庄中间穿过的省道做了专门的硬化，其他的道路都是泥路或石子路。12月下旬，一股寒潮席卷了整个南方，高安的温度也到了零度以下，稀稀疏疏地下着雨夹雪。村里没有暖气，老人们围着小火炉烤手，谈论对周恒一家少数的记忆。
一位与周恒家废弃老屋相邻而居的婆婆告诉记者，周恒的爷爷有裁缝手艺，三四十岁起就在镇上租房，给人做衣服。但选择这门生意并不是因为能挣更多的钱，而是一个无奈之举，“老爷子身体不好，要长期吃药，做不动农活”。一个佐证是，几十年来，周恒家的老房子虽然曾经翻修过一次，依然是红砖裸露，用最便宜的材料做成门窗，而其他邻居家早已刷了白色水泥墙，甚至在屋顶做檐角设计，更有钱的人会将房子修到马路边上。最近，邻居看到周恒的奶奶回村里，“整个人颤颤巍巍，到祖坟上哭了一场”。
周恒的父亲也曾在镇上租房子，给人裁制、修补衣服，并因此认识了在镇上卖水果的妻子。一位表叔对这个家庭的印象是，“妈妈很强势，爸爸好像脑子转得慢一点”。虽然只有节日才会在村里见到他们，表叔却不止一次看到周恒的妈妈在斥责丈夫，“都是一些家里的小事，他爸爸木木的，不还嘴”。
从周恒小学五六年级起，这个家庭接连发生了几次离散。第一次是周恒的爸爸和叔叔因为分家闹得不欢而散，表叔记得，“其实也没什么好分的，三间破房子、两三亩地，兄弟妯娌吵得不行，断了来往”。第二次离散发生在小家庭内部，周恒的父母开始分居，亲戚们不知道两人是否办理了离婚，但夫妻俩分别到福建和安徽打工，从此再也没有一起出现过，把周恒和妹妹留给爷爷奶奶照顾。第三次是周恒的“出走”。念到高中时，周恒独自跑到外面打工——没有投靠父母任何一方，一家人就这样分散在了好几个不同的城市。一审开庭时，周恒的父母第一次公开出现，他们一前一后进入庭审现场，分别坐在两个不同的方位，庭审结束后又各自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很长时间里，周恒都是个离群索居的人。周恒的父亲曾回忆，儿子几乎不打电话联系亲属，“之前认为他是性格内向”。2021年春节前后，表叔的儿子在镇上偶然见过周恒，“瘦，没精打采，差点认不出来了”。周恒说，自己在上海的工厂里上班，抱怨“钱好难赚”，“宿舍里七八个人住一间，相互不认识，（活动空间）就一张床的大小，干活又累”。工厂离城里很远，进城需要倒好几次公交，花一个多小时，但周恒还是会在每个月的休息日“去东方明珠附近溜达”。那时候，周恒还提了一句，想买辆货车跑长途——汽贸是高安市的一项特色产业，许多司机从广东、山东、湖南来这里买货车，“也就是说了一嘴，他很快自言自语，自己没有钱，也借不到钱”。
没有人知道周恒在城市里生活的具体细节，但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没有家庭支持，也缺乏社交能力的人，大概总是不顺遂的。周恒的母亲后来回忆，2023年4月底，周恒在上海一个酒店的楼顶睡觉，毫不理会工作人员的问话，工作人员报警把他送到了救助站。在救助站里，周恒因为“言行异常”被送到上海一家精神病院治疗，5月5日，母亲把周恒接回江西南昌的一家精神病院，只住院一天就结束了。这是母子俩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周恒又独自离家，“精神正常，我们都没看出有什么异常”。这两次就诊记录被作为证据递交，不过，法院最后认定周恒在作案时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长春是周恒随机选择的城市。调查显示，6月14日，周恒从上海乘飞机到长春，买机票的钱是支付软件上透支的。在法庭上，周恒说，自己原本想把身上的钱花光后跳楼，“但是又害怕，不敢跳，所以想到了用砖砸人。没有具体目标，砸死谁算谁，就能被公安机关抓走判死刑。长春是随机选的，我在附近住，知道这里（案发地）繁华人多”。在“抛物寻死”之前，周恒卖掉了身上的手机，吃了一顿“海底捞”火锅。
自6月17日起，周恒开始自己的“曲线赴死”计划。每往窗外抛一次东西，周恒都要下楼“确认”。6月22日抛下可乐后，他站在33楼天台围栏处向下张望了十多分钟，又乘坐电梯下楼，发现“没有砸到人”。他在附近的篮球场坐了20分钟，再次折返，在公寓楼道里捡了几块砖头，上到33楼天台抛下。这一次，砖头砸中了娄雪。周恒听到楼下有叫喊声，于是坐电梯下楼，“我看见公寓门口躺着一个小姑娘一动不动，周围有血，地上都是碎砖头渣。我认为那个女孩被我砸死了”。随后，他步行到派出所自首。
12月13日一审判决那天，周恒的父亲没有再出现，母亲在开庭前最后一刻进场。一位参加了庭审的旁听者告诉记者，直到宣布判处死刑的那一刻，周恒才收起了“一直挂在脸上的微笑”，表示自己没有异议，不会上诉。宣判后，娄青看到周恒的母亲快步走出法庭，在外面痛哭，“我心里挺复杂的。他（周恒）本身就想死，判他死刑也换不回我妹妹的一条命。他妈妈听到死刑都这么难受，我妈妈也失去了孩子，得心痛到什么程度？都是人命，杀了别人他再死，这是个彻底的悲剧，为什么不能尽早阻止这件事？”
繁华城市中心
一审宣判时，长春已经完全入冬，最高气温降到零下10度左右。东北的冬天格外漫长，娄雪出事的露天夜市从9月份起已经不再营业，但案发地附近依然人流量不减。这两年，长白山、延吉成为社交媒体上推荐的热门旅游景点，人们热衷于到长白山徒步，到位于中朝边境的延吉拍摄“朝鲜族公主写真照”，长春成了去往这些景点的中转城市。大多数游客会和娄雪一样，选择在长春暂时落脚，而繁华的红旗街万达广场附近成了第一选择。
2010年长春万达广场建成时，是这座东北省会城市的“明星项目”。官方资料显示，万达广场占地32万平方米，总投资额26亿元，是长春首个集百货、室内外商业街、公寓、住宅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商场内部有7层，商场外围绕着5栋商住两用的33层公寓。38岁的赵露是长春本地人，2011年开始在万达公寓租了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开美发店。她告诉记者记者，“以前长春没有这么庞大的商业区，挺时髦，所以人都往这边来”。万达公寓开售的价格达到每平方米9000元以上，“是长春最贵的房子”，但买房的业主大多数以投资为目的，将房子租给商户，一楼的门面用作餐饮和便利店，公寓楼里是民宿、日租房、美甲美容等小生意。
长春红旗街万达公寓外观，事发地在公寓1号楼楼下（受访者供图）
妹妹去世后，娄青曾经从周恒抛物的公寓30层开始，顺着楼梯往上走，发现楼道里摆满了各种东西，有床架子、沙发，还有建房子用的红砖头。赵露告诉记者，公寓里最多的是民宿生意，价格大多在100元出头，甚至还有30块钱一个床位的日租房，来往人员非常复杂，“一天换一拨人”，“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是安装电梯卡，只有住户才能刷卡上楼，但这样就等于把客人拒之门外”。2015年，万达公寓还曾经因为业主拒缴物业费被“弃管”半年，“电梯坏了、停了，只能爬楼梯上去；垃圾也没人收，堆满楼道，臭气熏天”。当时，赵露宁可不要押金也坚持退租，直到2018年初，物业公司重新接手后，赵露才租回来，“毕竟还是客流量大，但楼里只能说维持着最基本的服务，收生活垃圾、装电灯、维护电梯。人实在太多，别的管理几乎不可能”。
而周恒制造的一系列高空抛物事件，赵露甚至是在娄雪去世后才从顾客口中得知——她的店铺就在娄雪出事的1号楼高层，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管理方来她的店里探查过。
在这个最繁华的城市中心地带，两个陌生人的人生路径发生了致命交会。归案后的周恒供述，“我仇恨社会，活着没意思⋯⋯我的目的就是砸死人，现在目的终于达到了”。而被砸中去世的娄雪留下的日记里写的是：“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啊，亲情，友情，爱情，陌生人的帮助，一花一草。我的人生，以后还会经历什么呢⋯⋯”
（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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