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好像失业了。袁蕾是在今年4月初意识到这件事的。那时候，丈夫金辉已经“居家办公”一个月了，几乎不怎么出门，每次手机响了，还要跑到阳台去接，特地背着她，以前从不这样。
丈夫2018年开始到深圳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以下简称“深总院”）下属的环境院工作，负责校审工作。近两年他跟袁蕾提过，公司形势不好，裁掉了很多人，还发不出年终奖。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跟我说？”袁蕾试探性地问。金辉表情复杂地坦白，自己在3月份时提出了离职，但又解释，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公司想让你走，有一千种办法”“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出来了”。
因为早有心理准备，袁蕾没有特别惊讶，她安慰丈夫，“工作总有办法解决，可以趁这个机会歇一歇”。他们在深圳育有一儿一女，每月开支和房贷在两万元左右，袁蕾是全职太太，家里收入就靠金辉一个人，经济压力不小。但袁蕾并不太焦虑，因为他们卖出深圳的第一套房后曾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至少还够撑一两年”，而且她相信，丈夫在建筑设计行业工作近二十年，重新找工作应该很容易。
之后的三个月，在袁蕾的记忆中是明亮的。金辉不再有做不完的项目和审不完的图，他开始每天接送儿女上学，和妻子一起做家务，给孩子们辅导作业，一家人还一起去公园，去菜市场，去爬山，在小区里打羽毛球。袁蕾回忆，两个孩子也变得特别黏父亲，还会“争宠”，争着叫爸爸，引得金辉在两个房间蹦来蹦去，被笑话像个蚂蚱。当时，金辉很有感触地说，“好久没有过这么有烟火气的生活了”。
珍贵的时刻很短暂。7月6日，上午金辉给孩子们辅导了暑假作业，中午告诉妻子，自己约了前公司的人下午谈事情，想要回之前被压的薪酬，还给她看了之前和公司财务的聊天记录。袁蕾记得，金辉是12点左右出门的，出门时和女儿约好，下午回来陪她打羽毛球。
下午3点前后，见父亲迟迟不回，女儿拿起妈妈的手机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第一次未接通，第二次打过去，听到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孩子慌得立即挂了。袁蕾本来在忙家务，得知情况拨了回去，才知道对方是警察，让她尽快到派出所。在从龙岗家里赶往福田的路上，袁蕾想，可能是丈夫讨薪和同事起了冲突，要她去领人。
到了派出所，她的一位亲戚已经在那里了，告诉她事情有点严重，要做好心理准备。她问，“打伤哪里了？”
对方沉默了一会告诉她，“人没了，从楼上掉下来的。”
7月21日，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发布情况通报，称金辉于2023年3月10日因“个人另有发展”主动提出离职，经单位挽留，仍坚持办了离职手续，而在7月6日当天，金辉未进入原单位办公区域，且未与他人有过接触或沟通。同时，通报否认金辉到单位讨薪的说法，“金某与我司不存在纠纷，未发生劳动仲裁事宜，我司也没有限制或影响其再就业的行为。”
家属无法认同这样的说法。根据金辉与公司财务的短信记录，他曾多次讨要薪酬，说明与公司存在金钱纠纷。且在金辉坠楼的第二天，即7月7日，金辉的银行卡内收到了一笔入账——43270.65元，备注为“2021年绩效”。
家属表示，警方仍未告知详细的调查结果，但已排除他杀嫌疑。由于坠楼的楼梯间没有监控摄像头，他们无法得知金辉在离开监控范围的近三十分钟里，是否见了谁，发生了什么，最后又如何坠楼。
升职的十年
在身边人看来，金辉的前半生，一直是稳步上升的姿态。他44岁，身高一米七左右，发际线略微后退，戴一副金属架眼镜。金辉197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麻城，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是家中老二。其父亲也是一位建筑设计师，供职于当地设计院，妹妹回忆，父亲做设计师的工资并不高，但每次经过自己参与设计的建筑，都会自豪地指给孩子们看。
中学时期，金辉的母亲去世，金辉的父亲在亲戚的帮衬下，独自照顾三个孩子。在父亲的影响下，金辉1997年考上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技术学院后，顺理成章选了建筑工程专业。毕业后，他先在浙江义乌的一所设计院工作，2005年南下深圳，加入了一所民营设计院。
当时深圳正迈入全面扩展的快速城镇化阶段，大大小小的设计院如雨后春笋冒出来。2008年，金辉在深圳第一次跳槽，进入深圳华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筑”），这也是当地最早取得甲级资质的民营设计院之一。金辉在华筑的领导方连回忆，一开始，金辉技术水平一般，差点没通过面试，入职之初被分配去做了许多和画图无关的“杂活”。
不过金辉不挑，不管是杂活，还是离职同事甩下来的疑难项目，他都愿意接，还会主动想办法提高效率，包括学习当时还比较前卫的设计方法CAD三维建模。但金辉不算是善于“职场周旋”的人，方连记得，当时有的审图单位给的修改意见特别多，金辉会一遍遍改，很少尝试和对方协调；被派了超额任务时，金辉也很少主动跟领导要人手，而是默默死扛。有一次为了按时完工，金辉甚至直接睡在公司，不分昼夜工作了两三天，给方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职场上，金辉不争不抢。方连说，“每年报奖项、发论文，很多下属会来求我，能不能加个名字，他从来没找过我。年终算产值的时候，也没有和别人发生过冲突或争执。”在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候，许多设计师都有捞外快的机会。但金辉对此表现得“非常淡泊”，比如方连当时经常带着下属“接私活”，叫金辉参与，金辉会帮忙，但很少主动提钱。供应商找上门想给设计师回扣，金辉要么拒绝，要么不回应。那时方连就隐隐感觉到，金辉有一种格格不入的“刚直”。
一位与金辉合作过的工作人员也向本刊透露，近年来曾与金辉合作过一个项目，金辉负责校审，给了不少修改意见。该单位曾请求，能否“通融一下”，减少修改，并暗示可以给好处，金辉直接表示，“没什么好沟通的”。
这种性格显然让金辉吃了不少苦头。方连认为，金辉在职期间，可能由于时间精力有限，一直没考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的证书，所以职业晋升受限。直到过世前，金辉的简历上，获奖项目也只有一个，排名比较靠后。
即便如此，伴随着行业本身的高速发展，凭借吃苦耐劳的劲头，金辉还是从一名普通的绘图员，逐渐升职为设计师、资深设计师，2015年在华筑当上了结构专业第二负责人。也是在那两三年，金辉结婚生子，有了一双儿女，还在深圳郊区置换了面积更大的房子。妹妹记得，那时候的金辉意气风发，显得自信、洒脱、松弛。
跳槽
成为结构专业第二负责人三年后的2018年，金辉开始谋划跳槽，意向单位是深总院环境院（以下简称“环境院”）结构专业的校审岗。
据方连和袁蕾回忆，金辉当时有多重考虑：一是年龄大了，希望找一个更稳定的地方，而深总院是国企，校审岗位也“只用看图审图，不用画图了”。另一方面，金辉也希望到更大的平台提高技术，况且环境院当时提供的薪资待遇更加丰厚，“年薪三十万”“有一定的晋升机会”。
倾向稳定，或许是因为金辉已经感受到行业颓势。2018年，超过50个城市相继出台了涉限购、限贷、限售等措施，全国陆续发布调控政策超过400次，被公认为中国房地产史上调控最密集的一年。
但深总院虽是国企，却非“稳定”的代名词。作为标杆性的国家大型甲级设计院，深总院1995年就推出了“项目经理责任制”——各院所的第一负责人对团队全权负责，独立承接项目，自负盈亏，相当于建筑设计行业的“包产到户”。曾在环境院工作了十余年的陈晨告诉本刊，全国许多设计院都进行了类似改革，但都不如深总院彻底，也因此，深总院的工作氛围总体上显得很“狼性”。陈晨表示，金辉所在的环境院，更是深总院规模最大的院所，“可以说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完成过深圳能源总部大厦、深交所、大运体育中心等标志性建筑。2018年金辉入职时，环境院的员工达到六百余名，是成立以来的顶峰。
陆茂曾在深总院另一院所工作了十年，和环境院常打交道。他回忆，环境院以做超高层项目闻名，为了把控项目质量，“当时大部分设计院都没有校审团队，但环境院很早就成立了专门的校审组。”
环境院的腾飞是在2013年左右。陈晨回忆，当时恒大的许家印曾来深总院谈合作，对环境院很有好感，并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此后，环境院开始源源不断承接恒大遍布全国的项目，“北到黑龙江，南至海南岛，还有南宁、成都、上海、重庆……”这些项目大多是民用住宅，名称类似，设计千篇一律，为了快速出图，设计师只需要按照甲方给的标准方案进行微调和修改。
陈晨说，一套完整的项目图纸，正常出图周期，一般在45-60天，但当时环境院可以把出图周期缩减到25天。甚至，有时候甲方要求为现场施工快速出局部图，两三天也能出。正是为了配合恒大速度，陈晨和同事们经常熬夜画图，周末也很少休息。后来，参与过的几十个恒大项目，陈晨几乎叫不出一个名字，从中获得的成就感也微乎其微。
出图快，意味着审校也得快。多位采访对象提到，环境院的结构专业校审组只有十人左右，但要审校所有项目的图纸。袁蕾记得，在华筑时，除了出图节点期，金辉基本每晚八点左右能到家，周末也能休息，但跳槽到环境院后，几乎天天加班，早时晚上九点到家，晚时要十一二点。那时候，袁蕾和孩子早吃过饭了，金辉就热点饭一个人吃。
甚至回到家中，金辉也都泡在书房里看图审图到深夜，与照看孩子的袁蕾交流变得越来越少。袁蕾说，就连坐在沙发上，金辉也常常在皱着眉头发消息，“唉，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少个群！”也正是到了环境院后，袁蕾发现，金辉到阳台抽烟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身体进入亚健康状态，“内分泌有点失调，手肘上还长了个瘤子。”
特色薪酬制
作为曾在职十余年的老员工，陈晨认为，以前的环境院算得上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当时也有不少加班，但是大家都是苦中作乐的，加班到十点钟，就会有人张罗着买水果，几十人围在会议室的桌前，边吃边聊天。”总工虽然要求严苛，但对有潜力的员工，会主动帮忙做职业规划，也因此当时有很多骨干成员，在总工的“口水洗礼”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人，有的跳槽后还在其他设计院当上了总工。
但行业从上升期进入低潮后，“狼性”的另一面开始显露。这两年，不少依然在环境院的前同事向陈晨吐槽，工作要求越来越高，项目却越来越难做。曾在环境院短暂就职的一位员工告诉本刊，院里如今真正能做的项目很少，销售接到的需求大多是比稿或投标，她时常通宵做一个方案，第二天被甲方拿去做参考，相当于做了无用功，“这是现在行业内的现状，活少人多。”
小麦2020年左右曾到环境院工作。他是深圳本地人，设计二代，来之前就知道环境院要求严苛，但还是被施工图的质量打动，想去学习。他回忆，环境院在设计大厦的办公室很大，每一间可以容纳上百人，每排工位大约有10人，工位窄小，人头密密麻麻。
他和金辉同在结构专业，“10点以前下班算早的，有同事为了一个项目，连续三个月凌晨三点下班，累到吐血。做到再晚，第二天也要正常时间上班，加班费则从来没给过。”他还亲耳听见过总工骂副总工，“浙大怎么培养出你这种废物？”对于他们这些刚入门、经常犯错的年轻人，领导还会说“给我把图纸吃掉”。
小麦回忆，工作期间他每月只能收到两千多元的深圳市最低工资。人力承诺，剩余部分将以季度奖和年终奖的名义发放，但最后年终奖一拖再拖，不见踪影。后来离开环境院，他也不敢提起仲裁，甚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很害怕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担心被识别出来后，今后无法留在这一行，“职称评审委员会就在设计大厦，楼下就是住建局，想为难你太简单了。”
小麦提到的最低工资+奖金，是设计行业的特色薪酬制度。迟英是一家设计行业媒体的主理人，他告诉本刊，国内建筑设计行业的薪资发放模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压后发”，即每月只发极低的基本工资，其他薪资以季度奖、年终奖名义发放，或者压到第二年，以月度绩效的名义发放；第二种是“预支发”，即月薪中除了基本工资以外的部分，都是“公司预支给员工的”，如果年终项目无法回款，产值未达预期，员工反而还会“倒欠公司钱”。
在两种发薪模式中，深总院各院所一般采用的是第一种，一位员工告诉本刊，她入职环境院之初，得到的口头承诺年薪约为税前8万元，但实际每月发到手的只有近2600元，剩下只能等年底当“奖金”发。迟英表示，“设计行业的一个共识是，劳动合同上，通常只会写一个极低的月基本工资，对于绩效如何计算和发放，口头谈的薪资，绝不会落在合同纸上。”
易遨曾就职于华东某大型国企设计院，他对本刊分析，国内建筑设计行业的薪酬制度，是高周转之下的畸形产物，因为“甲方只需要你拿现成的东西改一改，流水线作业，快速出图。”也因此，设计院的最重要的竞争力就是速度，以及出图资质。
这种模式下，设计院变得弱势，“价格被越压越低，甲方不给钱，自己垫着钱也要上，甚至有些项目做完了，连合同都还没签，最后要不回款。”而无法回款的风险，则通过奇特的薪酬制度，转嫁给了普通员工。
陆茂说，多年来设计师们普遍接受这种不平等的薪酬制度，是因为大家以前坚信，项目一定会回款，年终奖总会到来。而如今，根据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十余名设计师的反馈，行业欠薪、降薪现象已经变得非常普遍。
作为恒大曾经的战略伙伴，环境院积压了大量无法回款的项目。据多位采访对象确认，2021年以来，环境院的员工规模从高峰期的600余人“瘦身”至300余人。小麦说，因为合同上只签订了极低的基本工资，公司可以随意降薪，不发年终奖，所以员工们都是“自动”离开的，“目前还留在那里的同事说，每个月都是靠花呗、借呗、微粒贷，借钱生活，等发奖金的时候，再把钱还了。”
袁蕾则是在金辉去世后，才知道公司给他承诺的薪酬，早就从30万降到了25万左右，只能刚好覆盖每月两万元的家庭开支。更重要的是，她后来听劳动监察大队问起，“你知道你老公身上有多少个项目吗？几十个，而且很多都是恒大的，回不了款的。”
这些事情，金辉都选择自己一个人扛下来，很少与家人分享。袁蕾回忆，金辉在环境院的五年间，“总是表现得很坚强”。极偶尔，他跟妻子提起不喜欢环境院，“这里的人冷冰冰的，没有什么人情味。”还说领导经常说“要封杀某某”，让人压力很大，付出的时间与薪酬也远不成正比。而在同事的印象中，金辉工作比较独立，“脾气温和，不摆架子，但没有和谁特别亲近”。丈夫去世后，袁蕾则发现甚至找不到任何一个金辉同事的联系方式。
3月10日离职后，金辉一直没找到新工作。袁蕾回忆，“他当时投简历出去，就像石沉大海一样，一丁点回音都没有，哪怕连个反馈都没有。”金辉虽然没有抱怨，但现在想起来，袁蕾觉得他受到的打击是难以估量的，“他非常热爱这个行业，即使是形势不好，从来没想过改行，有时在市里开车，路过坪山医院，会高兴地指给小孩看，‘这就是爸爸参与建设的项目。’但现在，好像这二十三年都被否定了。”袁蕾常宽慰他，形势不好，可以试试别的行业，但金辉听了总是笑着叹气，“我真佩服你的这种心态。”
金辉坠楼前，正值暑假来临，全家正计划去港澳台旅行。为了办理港澳通行证，7月3日，大家去照相馆拍了新的一寸照，4日，金辉和孩子们一起刷墙，说要把家里重新装扮一下。袁蕾原本是景观设计师，结婚后虽然辞了工作，但一直在兼职接私活，她原本打算，之后也出去找工作。她相信，整个家庭都很快会从失业的低落中慢慢走出。
金辉虽然表现得很松弛，但内心似乎在某个时刻悄悄塌陷了。短信记录显示，从6月起，为了被压的年终奖，他罕见地至少恳求了公司财务3次以上，甚至和家人去照相的当天，金辉还给财务发了最后一条短信，“王工，实在没办法，我都给整抑郁了，尾数不多，能否解决下啊”。那天，财务回复了他，说周末就会发一笔。
看上去，上公司讨薪并无必要。此外，陈晨从仍在职的同事处得知，金辉坠楼当天，财务王某并不在设计大厦，而是在南山区的办公室，事发后才匆匆赶来。
当天的监控视频显示，金辉在7月6日下午2点10分前后到达深总院所在的设计大厦，乘公共电梯到达大厦19层，随即走出了监控范围。根据警方推测，他后来通过消防电梯或消防楼梯进入21层，也就是环境院的办公地点，并从21层楼梯间尽头的一处窗户坠楼。
根据家属提供的照片，小麦认出，那个楼梯间是环境院吸烟的人平时爱聚集的地方。本刊则注意到，金辉坠下的窗户，上半部分可滑动打开，下半部分高至成人肩膀，是固定的，这意味着，意外坠楼的可能性小。小麦表示，设计大厦的公共电梯可以直达21楼，但是要到达坠楼的楼梯间，还需要经过环境院办公室门口一条长长的走廊，而金辉选择的路线，刚好可以避开办公室，直达楼梯间。
（文中除金辉外均为化名）
记者｜夏杰艺
实习记者｜傅一波
编辑｜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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