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迷雾中的孩子》
更让正敏烦恼的是，初中没有毕业的哥哥，从她念高中后，得知妈妈在支持她读书，开始明目张胆地找妹妹要钱。大一时候，哥哥借车驾驶途中出事，一筹莫展中，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逼迫妹妹拿钱，正敏拿出仅有的生活费，很生气地交涉，“我给你这两千块，我买断跟你的关系，以后别来找我！”可事情没有任何改观，考驾照，找妹妹要钱；想换手机，还是找妹妹要钱。正敏帮爸爸缓解过一次迫不得已的债务危机后，哥哥仿佛看到了妹妹的能量，每次遭到拒绝，便声嘶力竭地怂恿妹妹找别人借。正敏曾鼓励哥哥去外面打工，让他坚持做好一件事情。她通过朋友的关系，在宁波帮他联系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哥哥一句话就将她戗回：“去那么远干吗，有便宜捡吗？”
正敏说：“每到此时，我内心特别害怕，充满了恐惧，总感觉爸爸和哥哥，在拼命将我往下拉”。结束当天的走访，我和她回到房间休息，正敏突然郑重地和我说：“老师，我拿点东西给你看。”她熟练地打开一个旧柜子，拖出一个破烂的纸箱，先是拿出上面的奖状及证书，最后从底部掏出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用过的“知心”牌圆珠笔，当红红的奖状、证书堆满一地，空管的圆珠笔呈扇形摆放在地面时，就如听到房子是妈妈徒手建成，这个场景让我感受到了电击般的触动。我仔细数了数：获奖证书四十一个，奖状四十九张，圆珠笔接近两百支。在两代女性之间，妈妈徒手建起的房子，正敏无意识保留的空管圆珠笔，就是一个女孩从“最农村”的山里走向城市念大学，在世间打下的真实烙印。从小水小学到广东F学院，只要三个小时的车程，但跨越这三个小时，却要一个母亲隐匿起来从事无数种卑微的职业，需要一个瘦弱的女孩竭尽全力优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对正敏的成长环境和家庭关系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到，跨入大学前，她成长的每一步都要拼尽全力，每一步都是险棋，充满了未知的风险：如果妈妈不去镇上买房子，她就只能和其他越南妈妈生的孩子一样，读完初中去打工，落入十七八岁嫁人生子的命运；如果妈妈不离开陂面，不放弃那份只能换来三百五十元收入的卷鞭炮工作，面对每年一千九百六十元的学费和每月确定的生活费，在当时的条件下，她就不可能拥有机会读高中。正敏的求学与妈妈背后的支持，构成了家庭的主要叙事，而爸爸和哥哥始终蜷缩家中、被动遭遇社会变迁的状态，显然是更为基本的存在，两者构成了鲜明对比，并产生了剧烈撕裂，而其中核心的张力，是教育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揳入正敏的生命后，她必须直面个人的成长和家庭羁绊之间的矛盾。哥哥将自己的不求上进，归咎于妈妈的离家出走，正敏从小目睹妈妈的努力和挣扎，认定一切事情只能“靠自己”。
哥哥怪罪妈妈的离开让他没有心思做事，正敏反问：“我和你同一个妈妈生的，为什么我这样子，你却成了那样子？”正敏刚上大学时，看到小学的好几个同学，年纪轻轻便生养了几个孩子，她深切感受到了命运轮回的恐惧，忍不住审视自己的家庭：“我爷爷那样子，我爸那样子，我哥又那样子，那我哥的下一代，会不会还是那样子呢？”她不敢想下去，也无法理解哥哥为何对命定的结局毫无感知，意识到哥哥缺乏摆脱现状的认知后，正敏提醒自己：“一定要走出来，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跑。”正敏坦言，进入大学失去高考目标的牵引后，那种因逃离生命暗礁所滋生的力量，好像突然消失，她的人生陷入了新的迷茫状态。说到底，正敏面临的挑战，和我教过的很多女生一样：入学的兴奋期一过，伴随考上大学自信的稀释，现实中洞悉到的种种真相，诸如同学之间的贫富悬殊、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总是很容易将她们推向无力或虚无的境地。
以往的努力，在正敏看来，不过一个无物之阵，就算能够幸运地走出村庄和小镇，能够来到广州，她依然无法掩饰以往过多防御性行为带来的伤痕。过去的日子，终究让她看清了内心的残缺，事实上，多年来，正敏一直处于无边的恐惧中：她害怕妈妈去越南探亲不回来；害怕哥哥在她求学时无休无止地要钱；害怕爸爸高三月考前总是说一些乌七八糟的事；害怕一个人在山上的橘树林中无助地拖动柴油机；害怕男朋友知道家里的真相后顶不住父母的压力提出分手；害怕家里的亲戚随时随地对妈妈的蔑视和轻贱；害怕妈妈生病让自己失去世上最珍贵的人；害怕大学同学知道家里的情况伤害脆弱的自尊；害怕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满足不了家人的期待；更害怕日渐衰老的父亲、无所事事的哥哥成为她一辈子的负荷和放不下的牵念。
而今，当正敏迈进大学的校门，她没有想到，当初给妈妈带来骄傲的“上大学”，意味着她需要直面另一重压力。一方面，相比妈妈的处境，正敏时常为自己的好日子感到羞愧，她可以找心仪的老师聊专业，可以随时参加同学策划的周日活动，而远在异乡的妈妈，可能正在偏僻的竹林中，过着“滚石砸脚、蜡烛照明”的原始生活；另一方面，直面现实中同窗之间的家境差异，她真切感受到一种来自资源差距所致的无奈，“他们整天想着玩，也不干正事，好像始终沉醉在爸爸妈妈疼爱的世界里，毕业后通过家人介绍，就能很顺利地找到工作，而我很认真地学习，很认真地实习，很认真地跟各种人打交道，拼死拼活地找工作，毕业之后，有可能什么都找不到”。从小到大引以为傲的成绩，大学期间不再是丈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正敏的茫然，看似具体，但又如此虚无。
对正敏来说，她大学期间所处的精神困境，源于一名年轻人独立自主的意识增强后，对个人经验的清理、对生命来路的正视。只不过，落到她身上，聚焦到了如何直面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在中学阶段，因为有大学目标的强烈牵引，年轻人的情绪暗礁，容易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实际上，据我观察，很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尽管到了大学，但她们并未化解掉中学时代留下的暗伤，以致大学毕业后，依然背负家庭的窠臼，在沉默中走向社会。
我对正敏课题组的期待，除了按照结项的要求，完成规定的调研报告，更希望她在实地考察和交流之外，写一些感性的文字，比如非虚构作品，我知道她拥有大量的一手材料，同时也对调研对象投入了强烈的情感，写写自己的越南妈妈，已经水到渠成。
最终，这种来自对家人的重新审视和体恤，让正敏获得了充沛的情感，并促使她拿起笔，以非虚构的方式写出了爸爸、妈妈、哥哥的生命史，在家庭成员的换位对视中，实现了对自己的真正接纳，避免了大学阶段陷入煎熬和虚空的危机。更重要的是，正敏赤诚的表达，通过新媒体的传播被很多人获悉，前面提到的三篇作品，《我的妈妈，是两千八百元买来的越南新娘》《忘记我名字的父亲，终于与我和解了》《无所事事的乡镇年轻人》，引起了很多讨论和关注，她由此感受到了书写和“看见”的神奇，感受到了坦然接纳自我的力量。她对此深有感触：“对我而言，我一直害怕自己的过去和经历会引来他人异样的眼光，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恐惧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规训。我愈是想要逃离、摆脱‘农二代’的身份，愈是容易与现实脱嵌，并陷入自我认同的游离状态。而赤诚地接纳自己，是人一生必经的功课。”
作为正敏大学时光的见证者和介入者，她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让我看见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和蜕变，也激发了我很多思考：以前，我总是从原生家庭牵绊的角度，去理解他们成长的困境，更倾向于认定原生家庭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并对坚硬的现实感到无能为力，至于教育到底能否改变这种状态，我并无坚定的认知。但现在，通过正敏带给我的近距离观察，当我意识到，“上大学”事实上是他们人生最大的依仗和机会时，如何激活个体的能动性，比之简单地体恤他们的难处要更为重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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