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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经联系过其他遭遇裁员的供房家庭，有的丈夫作为家庭支柱，失业后还未找到工作，还有的决定先把深圳的房子租出去，自己带着孩子回老家生活。我在社交平台上，私信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分享眼下的境况，他们要么直接拒绝，要么没有回应。
一、跌落的“神话”
提到买房，朱星虹口中是一连串的“后悔”。
房子买在2022年，当时深圳的指导价政策已出台一年多，房产市场在政策调控后“量价齐跌”。市场冷却，房价下跌，给了朱星虹新的买房希望，她来深圳十几年了，一直渴望在深圳买房扎根，“这是我的执念”，她强调说。
在买房问题上，丈夫很犹豫，但架不住朱星虹的“执念”。两人在买房上各有期待，丈夫一定要买个四居室，朱星虹想住新一点的房子。以手里的积蓄，两个要求加在一起，能选择的只有光明。
他们选中的楼盘，是光明区2022年两大日光盘之一。楼盘均价4.4万/㎡，他们选择的那套房子售价4.6万/㎡。买之前，两人讨论过“会不会跌”的问题，丈夫说“这个价是备案价，不可能跌到备案价以下吧”，她觉得有道理。开盘当天的盛况也让人放心，排到夫妻俩的时候，他们的期望户型，可供选择的房产不到10套。
时间过去一年多了，他们买的房子还未交楼，隔壁新盘目前在打折出售，均价3.8万/㎡，“亏掉的这些钱，我得加多少班才能赚回来”，朱星虹不无心痛地调侃自己。
而在陈咏买房的2019年和2020年，刚好是深圳楼市过去30年的最高位。据统计，2020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深圳二手房涨幅最高，比2019年上涨了14.1%，比2015年上涨83.6%。前海等热点片区，在炒作者的推动下，一年内单价涨幅6、7万的不在少数。
深圳楼市炒作背后的重要角色“深房理”，在2022年被查处。深房理涉嫌房产众筹和代持、违规套取信贷资金进入房产市场等多项问题，教唆炒房者通过假离婚、代持、骗贷等方式炒房，共涉及住房按揭贷款、经营贷和消费贷等不同类别，问题贷款金额合计10.64亿元，其中，涉及经营贷3.80亿元。涉事人员中，2人被捕，3人被刑拘。
陈咏在看房期间，目睹过诸如此类的疯狂。“我们当时在南山看房，记得有一个楼盘非常离谱，48平方米的二手房，今天去看480万，明天再去520万，后天又涨到了560万。”
陈咏夫妻非常谨慎，有意避开了这类泡沫较大的楼盘。最后在南山一个“二手房源很少，住户非常稳定”的住宅楼盘里，选择了一个户型最小的两居室。
新买的小两居还未搬进去，陈咏丈夫已经开始担心“不够住”了。丈夫是独子，公公80多岁了，买房前就跟夫妻俩一起生活。考虑到生孩子，以及双方父母的养老问题，2020年两人又在福永买了套一室一厅，当时的楼市依然疯狂，“我们买的那个小房子，卖家当时跟我们说，308万一分不能少，你们不买，我晚上回去就把价格调到320万”。现在，这套一室一厅的市场价已下跌到240万左右。
二、一种习惯性的乐观
为了凑足首付，朱星虹夫妻借了七八十万，陈咏夫妇前后借了100万出头，这100万中，有一部分是从银行借的信用贷，“那几年申请贷款非常容易”。
像陈咏这样，利用信用贷、营业贷杠杆买房的人群，在当时并非少数。针对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问题，深圳金融监管部门在2020年、2021年开展过专项整治，根据2021年8月公布信息，监管部门共发现21.55亿元经营用途贷款流入楼市。
两个家庭当时敢于背负这个数额的借款，也是因为当时对收入预期极其乐观。
朱星虹丈夫在互联网大厂，年终奖发下来，“就能还上一大笔借款”。遗憾的是，丈夫没有领到2022年的年终奖，因为业绩下滑，公司临时决定将奖金折算为股票，还要分成数年发放，“现在股票也缩水得不成样子”。
陈咏夫妻都属于高收入者，“我们俩正常上班的话，年终奖都能还一大笔的债务。我们也没料到，他辞职后再找个满意的工作，要花这么长时间”。
陈咏丈夫失业那半年，公公生了一场大病。这之后，夫妻俩每年在老人的治疗看护上，要支出20万左右。
“房贷、老人的医护费用、生活支出，算下来我家一个月固定支出5万，他不去上班的话，压力是很大的”。那半年，陈咏办了好几张信用卡，准备好拆东补西，最终只用到一张。她也做过最坏的打算，“不行，就让我老公去干体力活”。
陈咏丈夫原来那份工作收入很高，也很稳定，但职业上升空间有限，他也不喜欢工作内容。丈夫辞职时33岁，他想转行，找一份“35岁后不需要再转行”的职业。
陈咏和丈夫的职业道路一直很顺，尤其是丈夫，学历背景出众，毕业后在求职市场上很受欢迎。“事后我们感觉（辞职）这个决定不是很慎重，转行还没有想清楚就辞了”。
“他找工作不难，但是找到一份他满意的，能够长久发展的工作，我不知道需要多久”，这种未知，给陈咏带来了一定压力。
失业那半年里，陈咏丈夫先是进了一家知名地产，对方给的薪资很诱人，待了10天他离开了，“工作内容很无聊，还好是跑了，那家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了”。后面丈夫又进了一家互联网公司，薪水同样很高，他也待了很短一段时间，“他觉得这行干不长久，红利期过了”。期间，丈夫还想过创业，当时处于疫情期，夫妻俩考虑过后，觉得风险太大，断了这个念头。
最终丈夫拿到了一个满意的offer，一开始薪资很低，“我们手头还是很紧张，还是要靠拆借周转”。一直到去年年中，两人才把所有的债务还清，“债务加上生活开销，我们俩一共支出了一百四五十万”。
这样的收入，是陈咏和丈夫“拼命赚钱”换来的，“最近两三年我们都没怎么休息过。他很忙，我也很忙，两人都见不上多少面”。
过去一年，朱星虹也在“拼命赚钱”，“就是想弥补（买房决策上的）过错”。
朱星虹失业一个月后，丈夫接到公司通知，原本期待的丰厚年终奖泡汤了。她非常自责，天天懊恼自己的买房决策，“晚上睡不着，躺在那里问自己，为什么要买房，老公工作再出岔子，可怎么办。”
买房时，朱星虹在一家电商公司做设计工作。离开那家公司前，她已经被拖欠了数月工资，她是被“逼”走的，没有拿到补偿。比起晚走的同事，她还算有运气，“我走的时候，拖欠的工资都结清了，晚走一个月的同事，连工资都拿不到。有些走了劳动仲裁，现在也没拿到钱，公司根本没有钱赔”。
失业以后，朱星虹想到的第一个搞钱方法是拍短视频。刚买房那会儿，她把买房经历剪辑成VLOG，发到短视频平台，反响不错。失业以后，她又把自己的经历发了上去，数据看起来很好，这给了她信心。
失业后待在家里，她找不到新的短视频话题，“不可能天天说自己买房又失业这件事儿吧”。期间她还尝试过在短视频平台带货，忙了一个多月，卖了十几单，赚了几十块钱。她觉得没意思，放弃了短视频赛道。
闲在家里，朱星虹和婆婆拌嘴的次数明显增多，丈夫为了息事宁人，劝她干回老本行，尝试着接一些电商网页设计的单子。她给了自己三个月的摸索期，最开始在朋友圈推广，熟人零零散散介绍一些业务，她接着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继续推广。
“第一个月赚了3000块，第二个月赚了六七千，第三个月赚了一万多，后面就稳定了”。现在，她每个月的收入能稳定在两三万，但也辛苦，“去年一整年，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
原来家里的经济主要靠丈夫，年终奖落空，一度打断了两人的还债计划，好在朱星虹的收入迅速有了起色，撑起了一部分压力。
“我们是比较幸运的，每个月有进账，现金流没有断掉”。朱星虹在社交平台上，也看到过相似的情况，“刚买房丈夫就失业了，一直没有找到工作，而且家里主要靠丈夫赚钱，这种情况风险很大”。
二、代价
光明新房的价格，是一点点跌下来的，现在朱星虹已经“麻木”了。中间有一段时间，一看到隔壁楼盘打折，她在家里捶胸顿足，喊着“我亏了30万”，隔段时间再看，又打折了，她又在家里捶胸顿足，喊着“我又亏了20万”。
“这两年就是在疯狂赚钱，还债，还月供，按照现在跌的幅度，我们借的七八十万完全可以省下来”。要是夜里一两点，朱星虹还坐在电脑前跟客户battle，或者修改设计稿，她会在脑子里一遍一遍问自己“为什么要买房”。
朱星虹丈夫的工作很忙，压力很大，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他跟他爸走在一起，别人说他们是两兄弟”。丈夫有时也会跟朱星虹抱怨，快四十岁了，好像还没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房子也影响了两个家庭的生育计划。
“如果不买这个房子，我可能就生二胎了，现在我大概率不会生了”，除了没机会出生的二胎，朱星虹还大刀阔斧，把儿子兴趣班的费用砍掉了一大部分。“以前只要他喜欢，我就报，学个武术一下子花一万多。现在不会，学一两个便宜的就行了，买课也是十节课的优惠礼包，不会买那种长期课程了。”
陈咏今年才决定要孩子，“还完债稳定一点了，才敢生。我这个年龄，属于高龄产妇了，没办法，30岁时没有条件”。2019年她30岁，刚跟丈夫买下了南山那套小两居。
南山的小两居过户后，陈咏和丈夫周末自己去刷了墙漆，洗手间请人装修了一下。其他地方能省则省，家具中除了床，其他大多是前房主留下来的，“看起来破破旧旧的”。同事去陈咏家里做客，评价她的房子“跟出租屋有啥区别”，她和丈夫都不在乎这些，“能住就行”。
丈夫频繁出差，陈咏也忙得要命，房子搬进去三四年了，俩人在家做饭的机会都很少，“感觉像个旅馆，两个人回去睡一觉，又出去上班了”。
即便薪水丰厚，陈咏和丈夫的日子过得非常节俭，“我们多一分的钱都不会乱花”。该抢的优惠券，该参与的优惠活动，夫妻俩都不愿错过。靠信用卡支撑过一段时间后，陈咏还研究出很多省利息的小技巧。陈咏不觉得这样的生活局促，她和丈夫的家境都非常普通，节俭的习惯从小形成，消费主义还未撼动他们务实的生活观念。
陈咏夫妻买的两套房子，南山自住的这套泡沫不大，目前的市场价跟买入时持平。福永的房子跌了60万左右，陈咏能接受现状，“买定离手，反正还要给老人住”。冷静的心态，跟这个家庭享受到的机遇有一定关系，“我俩在深圳，其实是享受到了学历社会的一些红利的，我们觉得够幸运了，不能所有好事都落我头上吧”。
在买房这件事上，朱星虹觉得自己是一个典型的“韭菜”。前几年，自觉买不起深圳的房子，朱星虹和丈夫在惠州博罗买了套房，买入价100万，现在市场价60万，“关键还卖不出去”。
除了房产，朱星虹在投资上也当过“韭菜”，她和丈夫曾在某知名P2P买了20多万理财，该P2P平台2018年暴雷，她去年拿回了6万，剩下的十几万，她觉得“应该拿不回来了”。朱星虹有个亲戚，抵押房产在鼎益丰买了上百万理财，前些天她看到鼎益丰暴雷的新闻，她不知道亲戚现在的处境，也不敢问 。当机会与各种看不见的风险并行时，普通人打拼下来的一点财富，一不留神就可能被食利者蚕食。
三、未知的将来
陈咏丈夫在转行以后，事业发展得很顺利，这份职业也非常看重经验，丈夫的年龄危机算是解除了。
不过，每月五万的支出，要求夫妻俩的收入都要稳定在某条线之上。“两个人必须都要工作，在深圳一天（工作）都停不了，要是停下来，再欠着银行的钱，你只能离开这儿”，陈咏说。
所以陈咏不敢松懈，现在这份工作，收入、职场氛围都让她满意，但稳定性取决于上司，如果领导层发生人事变动，她能不能在这儿干下去，“就是两说”。
再去找一份条件相当的工作，陈咏认为“很难”。35岁和婚育身份，是求职市场上最容易受歧视的因素，她在上海读过书，也认识不少在上海工作的熟人，她感觉与上海相比，深圳职场的年龄歧视更严重，“在上海，三十七八岁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深圳就不行”。
入职现在的公司前，陈咏面试过另一家深圳企业，她的履历符合招聘岗位列出的所有条件，但在最后一轮面试中，面试官委婉地拒绝了她，“他说，哎呀，我们部门很多像你这个年龄还没生孩子的。一听这个，我就知道没戏了”。
朱星虹和丈夫，对将来有一个特别乐观的设想，“40岁还完房贷中的商贷部分，40岁到50岁攒钱，50岁以后半退休，能养活自己就可以。”
实现这个设想的前提是，朱星虹和老公的收入都能维持现状。
做自由职业这一年多，朱星虹接到的电商设计订单源源不断。但她在电商行业工作多年，很清楚这行的现状，“越来越难做了”。她之前上班的公司就是例证，“为什么垮了，就是为了在市场中跑出来，公司疯狂地找投资，然后一个月在投流上烧几十、几百万，最后钱花光了，业务还是没做起来。”
朱星虹2014年左右做过一段淘宝卖家，对比现在，那时的电商生意入行门槛极低，她从华强北拿货，放到淘宝上卖，赚中间差价，“我没有囤货意识，卖的东西没什么价格优势，就那样，一个月也能挣一万多，当时我工资才4000多块”。“现在不一样了，你拿着几百万都不一定能做成”。
作为互联网大厂里的35岁员工，朱星虹丈夫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更大的未知数。
2022年年终奖泡汤后，朱星虹丈夫有过辞职的冲动。当时很多同事在社交平台上吐槽公司在年终奖问题上背信，“老板看到后很生气，说不满意可以来领礼包（裁员补偿）”。丈夫跟HR已经谈好了赔偿数额，最终还是没有离开。那段时间，丈夫面试过几家公司，“没有公司能接住他的薪水”，再加上上司挽留，丈夫最终还是留在了原公司。
年终奖的风波过后，公司还进行过大规模的裁员，只是暂时没有波及到朱星虹丈夫。公司原来的加薪制度也做了调整，“加薪部分改成股票发放，没有实质性的现金给到你了”。
前段时间，朱星虹丈夫还去另一家大厂面试过，被对方拒绝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出去面试基本都没问题，跳一次槽涨一次薪，所以他两三年一跳”。现在，丈夫过了35岁，互联网行业也进入下行期，“很难再跳槽，薪资感觉也差不多到头了”。
（文中人物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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