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打工30年

他们只能继续工作。但市场和政策限制，却让他们随年龄增长，越来越挣不到钱。

50来岁的农民工还可以在建筑工地上找到日薪300元的活儿。虽然“一天不能坐”，有人喊一声让拎泥桶、搬木头，就要立刻去帮忙，很多人还会自愿加班多挣些钱。一位山东56岁的工人最多一天干14小时，有时加班一整夜，第二天白天还能继续干。

当年纪超过60岁，他们连挣这份辛苦钱也失去资格。近两年，各地出台“清退令”，严禁60岁以上的农民工再进入建筑工地。他们只能转去做绿化、保洁、仓库管理员，薪水不到工地上的1/3。

再超过70岁，他们在城市几无生路了。一位农民工71岁被迫回乡，在村里帮忙盖房子，工钱一天100元。75岁时，一家劳务中介下乡招保洁员，工资一天110元。虽然只多10元，他还是去了，69岁的老伴刚做完胆结石手术3个月，好在也能干活，两人收入加一起就有200多元。

从此他带着老伴，每天早6点坐1小时车进城，到一处工地上倒垃圾、扫地，下午4点再坐车回乡，一周干7天。他说：“能动是福气，不能动就可怜了。”

工作、收入被时代限定

努力也存不下钱

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在80年中期、90年代初进城打工。他们最能挣钱的青壮年时代，恰好是城市发展最快的三十年。但时代红利为什么没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打工半辈子，为什么还是没能存下钱？

我们来看看这三四十年间发生了什么：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进城，在1989年创造了第一次“民工潮”。同年，各地开始清退农民工。

1990年，北京要求清退25万人，所有单位、企业都要每月填表报进度。那时，“民工潮”冲击了城市管理，同时城市正面临下岗潮，城里人也要再就业。农民工成了城市的“麻烦”。

三四年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城市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他们又被允许进城了。两三年后，他们再一次遭清退，因为城市又面临大规模下岗。

但他们不懂政策，不知道自己被“清退”过，只知道有天被开除后就很难再找到活。一位89年开始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记得，找不到活，他就在桥洞住了一个月，自己带被子。

90年代末到20年代初，城市对农民工可以参与的工种也有限制——

在上海，全市三类工作中，只有一类“允许考虑”使用外地劳动力，前提是招不满本地人；

在北京，全市8个行业、103个工种，都不许雇用外地劳动力；

在青岛，市属企业每招一个外地人，还要交50块钱；

他们甚至无法像后来的农民工那样进入工厂做流水线（很多工厂也仅限本地户籍），他们能做的都是本地人不愿干的，建筑业和人力装卸。这些活很多是“黑工”，他们中21%遭遇过欠薪等权益侵害。

涨薪更无从提起。在改革带来红利的12年，1993到2005，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而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提高了1260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相当于他们在黄金年龄段，一直被降薪。

第一代农民工的遭遇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但他们总是处在被动之中。城市需要了，就吸纳他们，不需要了，就清退他们。他们在自己的青壮年时期，始终无法连续、稳定地工作，一直在城乡间来回摇摆。

近20年来，赚钱的机会多了，但他们也老了，竞争不过年轻工人；同时他们还要负担孩子的教育、房子、婚礼，仅存的一点钱也要掏空了。

钱都给了孩子

结果下一代阶层跨越不到20%

也不能说老赵一无所有。他在北京打工23年，存了20万，高于调研中90%的人。但这基于一个特殊原因，与多数受访者不同，老赵没有子女。

第一代农民工花钱最多的排序，第一名基本都是子女的婚姻和教育。

在北方农村，孩子结婚的开销在30到50万。儿子结婚这一年，一位农民工全年打工收入7万元，支出却高达32万元。他不得不借钱。

事后他们再还全部的债。因为女方通常要求“婚后不还债”。安徽一对夫妇有3个儿子，为前两个结婚已耗尽存款，也无钱可借了，只好给三媳妇打欠条，许诺盖房钱。此后夫妻俩一起外出捡破烂，10年没回家，只源源不断给小儿子汇钱。

他们的孩子会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孙辈会努力成为城市人，但第一代农民工还在坚持为家庭输血。2009年的一项调研显示，在广东，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把收入用于个人消费，但80%—90%的第一代农民工还在把工资汇回家。

为了能稳定供给家庭，第一代农民工会主动放弃个人发展的机会——比如先投些钱，就可能做个小包工头——因为他们不敢冒险，怕失败了会倾家荡产。他们也会放弃为自己储蓄。要到60岁，完成对子代的任务了，才开始为自己攒钱。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想让他们不再重复打工的命运。

但结果，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初高中就辍学了，读到大专及以上的不到20%。63.5%的孩子成为了下一代农民工。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仅5.1%，自己创业的仅2.9%。

与第一代农民工对应，他们的孩子或许可以被称为第一代留守儿童。这两代人都没有什么选择，父母为了生计只能外出务工，孩子也不得不留守农村。访谈中聊到孩子，第一代农民工大都说自己认了命，“孩子不是读书的料”。

研究显示，由于缺乏父母的引导和情感支持，留守儿童在学业上处于劣势。一项基于3500人的调研显示，比起同龄人，留守儿童长大后更难适应高强度的异化劳动。在深圳“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过着一种“三抛”的生活——抛弃家庭，抛弃社会，最后抛弃自己——他们中很多都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

像一种循环，他们的孩子在生子后，也进入了父辈的模式。很多人为孩子上学在县城买房，但自己又只能在大城市打工，于是孩子成为又一代留守儿童。

一位农民工A曾尝试打破这种循环。他1989年到上海干工地，1991年孩子出生。为避免留守，他让孩子小学二年级就到上海上学，每年5000元借读费，“抵普通人家三四个小孩”，交完就攒不下一点钱。但在孩子初二时，他得知外地户籍不能在上海中高考，只好让孩子独自回老家。

最开始，他觉得六七年的上海生活，还是让孩子和老家的同龄人不一样，但这种区别没能维持多久，“他自己在家没人管，学的好坏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孩子后来大专毕业，去常州打工，再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家庭的第三代，又被送回安徽农村留守。

因为那些年交了借读费，A没有存款，没买房，2020年疫情爆发后回到家乡，临走时最后一份工还欠他4万元不给。他也不懂养老保险要“多缴多得”，将来每月只能领200多元。访谈时他56岁，在芜湖开了一个小门脸收垃圾。他说，自己打工了30多年，但最后好像和那些一直在村里的人，也没什么差别。

不能看病，伤病只能随打工累积

第一代农民工中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了，他们面临所有老年人共同的看病问题。不同于城市老年人日常出入医院开药，他们极少看病。

一位芜湖的大厦保洁员为了看病失去了工作。她只请了一天假，等回去干活时，公司就不要她了，说有人顶上了。

从此她再不敢请病假。她64岁，腿脚不便，每天要负责把6层楼拖两遍，还要做其他区域的保洁。她月工资1800元。访谈时她正在拖地，每拖一层，都要停下来喘气。但她说没办法，只要不是当时要命的病，她都会拖到年底回家才去看。

调研中，对于最担心的问题，61.4%的第一代农民工认为是“身体健康”，但——

仅有35%曾参加过体检；

63.4%在务工地城市看病0次；

58%的人都“能忍则忍”，仅有11.8%选择去当地大医院看病。

在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八九十年代，农村还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看病是“裸奔”状态，多数人不愿把辛苦挣来的钱用于医疗。

2010年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全国，但不能异地携带。他们打工时生了病，必须先回户籍所在地的医院，确认不能诊治，办转诊手续，再回打工地看病才能报销，但还要自己先垫钱。

他们看病要么自费，要么回老家报销，但要承担路费、时间成本、失业的风险。

但当问到对新农合的态度，他们中一半以上选择“满意”，说这很好了，从前看病都不给报销。他们只跟过去的自己比，却不会横向比，因为他们不知道城市里医疗报销比例有多高。

不论病痛还是看病难，他们都选择忍受。职业伤害给他们造成的腰酸背痛，远比城市老人更严重，但他们不会像城市老人一样去做按摩、理疗、针灸，只忍着，‍‍贴虎皮膏药。

他们认为去医院没用，因为没法遵医嘱。一位50多岁的女工因长期干活，手腕形成囊肿后不能弯曲，还很疼。医生建议她回家休息，说这就是干活累的，不能再干了。可是她觉得，不让她干活她就没法活。

问题随时间不断累积，到晚年，他们看上去普遍比实际年龄老十多岁，身体各部位疼痛，一些人还患有工作环境污染引起的尘肺病、红斑狼疮......相比工作超过10年的人，工作不到5年的人自评“健康”的概率高44.7%，即打工越久，身体可能越差。

一位农民工年轻时做的是扛包的工作，一个大包100多斤，扛一个挣10块钱，他一天要扛十几个，不时闪到腰，疼得直掉汗。访谈时他54岁，已直不起腰，胳膊也抬不高了，医院诊断是肌肉劳损。

另一位做了很多年铲水泥的工作，昼夜都接单，天天被水泥呛得咳嗽。50岁，他开始不时感觉喘不上气，但没去看病也不请假，“自己歇歇就能干了”，几年后越喘越厉害，到医院确诊了肺气肿。

访谈时他57岁，一走路就喘得厉害，走几步就要歇歇，返乡在家，什么都不能干了。“听说这个病哪里也治不好”，他就不治了，只天天吃消炎药，还是孩子在淘宝上给买的。“实在憋得不行了，我就去医院吊两天水。”

仇凤仙觉得，对于第一代农民工，城市留给他们最深的痕迹可能就是健康问题，“他们带着一身伤病，回到乡村，‍‍回到那个原点，但那个原点已经不是当时那个原点了”。

个人奋斗有用吗？

一些词语经常被用来形容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小农意识”、穷人思维，似乎他们是被自己的头脑限制住了，无法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们可能确实缺乏魄力和开拓性，不敢投资、把握不住机会，但这并不是他们生活艰辛的原因，而是结果。他们没有存款，没有保险，也没有家庭的支持，自然不愿冒险。仇凤仙觉得，是社会排斥造成了他们没有抗风险能力，却把责任转嫁给农民自身。

在调研之前，仇凤仙曾预设这些农民工的命运，和社会因素、个人因素都有关。经过问卷和访谈，她发现，这些人的个人情况都差不多。绝大多数人初中都没有读完（83.85%）、没学过技能（67.4%），家里贫困到没钱支持他们在城里摆摊，也没有人脉。

他们并非不努力。直到60岁退休年龄之后，他们依然谋求打工的机会。工地进不去，他们就去做日结工，凌晨4点在路边等招工的面包车。但是努力好像是无用的。

仇凤仙最后在报告中，用“社会脆弱性”来描述他们面临的困境，即他们的处境和未来是一个时代性问题，深受社会政策的排斥性影响，不是个人能决定的。

被遗忘的一代人

人们很难真的理解第一代农民工的处境。仇凤仙曾在一篇文章中呼吁，要给农村老人多提供好的工作机会。一位专家批评她“没有人文情怀”，认为应该让老人休息。仇凤仙觉得，这其实是不了解农村。不让他们工作，谁来负担他们的生活开支呢？

他们没有意识和能力为自己发声，争取权利。他们没有学历，不会运用媒体，只会忍受。访谈中他们很少抱怨累，只会说“哪有活不累呢”；身体坏了，他们也觉得正常，“一辈子干活，怎么可能还有好身体呢”。问他们将来有什么打算，他们说“看世道走”，意思是看这个时代会怎么发展。最后他们默默回到家乡。

仇凤仙1979年生，父亲、哥哥、妹妹都外出打过工，“我要是出去，我就是第一代农民工。”后来她成了家里唯一上大学的人。她的妹妹比她小几岁，16岁外出打工，挣钱给她交学费。2003年仇凤仙大学毕业，去上海一个工地看妹妹和妹夫，工地上没有夫妻房，他们俩和十来个人一起住一个大工棚，只用木板隔出一个单独的房间。成为学者后，她本能地想关注第一代农民工。

开始调研后，她发现他们很渴望倾诉。只要问了一个人，马上会有一堆人围上来，大家七嘴八舌，她甚至很难单独跟一个人访谈。他们讲自己找不到工作、没钱回家，要么再加上家人生病，问题几乎都一样。

他们说，这些事没法跟家人讲，没出来的亲人听不懂；也没法跟工友讲，总换地方打工，其实很难有朋友；他们更不可能跟城里人讲，尽管这些人真正有替他们发声的渠道——一位农民工长年在工地，那其实是个和城市隔绝的封闭空间，他说一直不清楚城里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最近刷抖音才看见。

他们也确实正在一步步离开我们的视野，从我们虽不熟悉，但尚有概念的工地，渐渐退到我们更不会看到、想到的地方。

他们也许会退到你的小区，拖楼道的地、擦电梯；也可能退到你工作的大厦旁，平整楼前的草地、浇花草。但你每天进进出出也不会留意到他们。

你甚至不会像路过工地时一样，好歹能联想起他们共同的身份。他们老去后像是一块石被碾成碎渣，又被风吹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于是你不再能看到石头。

仇凤仙曾悲观地想，“农民工老去后怎么办”可能永远不会进入城市人的头脑。一个人是农村人，老了就回到农村，似乎是天经地义。只有细究了他们的每一点付出和代价才会想到，他们和城市人一样在城市工作一生，最后却一无所有，这并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