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穿村而过。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摄
“双面”校长
从县城出发，驾车一路向南，车子经过学校，在红绿灯口排起长队。每到周末，成群的学生拖着行李箱赶路，挤满回乡的公交车。一块数十米长展示板挂在路边，红底白字写着：“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车沿国道行驶十几公里后，拐进一条狭窄的水泥小路。低矮的房屋立在路边，早已无人居住。高低起伏的山丘间，藏着一个两千多人的村子。这里几乎见不到年轻人的身影，几排样式相同的三层小楼建在山坡上，灰色的水泥外墙还没来得及粉刷，房门大多都闭着。老人聚集在村头的小卖铺，玩着扑克，闲聊着，打发时间。
村里的小学就建在村口，紧挨着村委会，有一栋3层教学楼，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2020年，这所生源不足50人的村小传出撤并的消息。“生源紧缺、经费少，几乎没有人愿意来（教书）。”曾在此执教的陈文回忆。
在那不久后，村小迎来转机——当地另一所小学的校长万常华，在即将退休之际被聘至该校，成为新校长，并兼任6年级班主任及语文教师。公开信息显示，出生于1961年的万常华，在2019年7月入选全市的高级人才名单。
村小的教学楼。受访者供图
在陈文眼里，这位新来的校长个子不高，走路弓着背，面上看着没那么威严，但实际对学生要求严格，“他（万常华）班里语文成绩抓得很紧，学生背书偷懒，他会拿棍子打手，打得很凶。”
在家长们看来，这是老师对学生负责的表现，“老话说严师出高徒。”况且自己在外务工，孩子能放在校长带的班里管，“这是难得的事。”他们教育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只有这样，将来才能考个好大学，从这里走出去。
也有学生在课下谈论起万常华时感慨，这位校长其实不错。他会关心学生们有没有吃早饭，没吃的会得到他给的食物，有时是一个苹果，有时是一个面包或者一盒牛奶。
陈文记得，有一次，万常华坐在教学楼前晒太阳，几个六年级的女生被他叫到旁边，帮他拔白头发。“他（万常华）说，你看看老师们为你们头发都熬白了。”
陈文一度觉得这是温馨的一幕，直到性侵事件曝光，“现在想想，那样是过于亲昵了。”
“害怕他”
五月的湖南南部，气温已接近30°C，村里连降几场大雨，空气格外潮湿、沉闷。
2023年5月19日的那个中午，又下起大雨，下课铃响起，13岁的女孩张妍急匆匆地跑出教室，因为太急，裤脚被路边的水坑打湿。到家后，她放声大哭，告诉母亲秦芳，老师万常华抱了她。
“抱了你？”秦芳不确信地反问女儿。“当时我还想这会不会是老师亲近孩子的一种表现。”万常华一直是她敬重的老师。秦芳记得，2022年11月，万常华摔了一跤，在医院住了没几天，坚持拄着拐杖来上课。女儿是他班里的学生，语文成绩一直不错。为了表达感谢，她曾买过两瓶钙片送给万常华。
“除了抱你，他还对你做了其他的吗？”张妍点点头说，校长除了抱她，还亲了她的嘴巴。
“很惊讶，不敢相信，但他是毕业班的老师，还是校长，没有证据不能随便冤枉。”秦芳一时愣住，这个37岁的母亲个子不高，留着一头干练的短发，说话语速很快，语气坚定。她决定去学校问个明白。
距离上课还有一个小时，秦芳领着女儿来到学校。她让女儿先去班里告诉别的女生，自己被校长亲过，再问她们有没有类似的遭遇，“告诉她们我会帮助她们。”
女孩夏悦对那个下午记忆深刻，在此之前她一直不敢开口讲出自己的遭遇，哪怕是面对家人。在无数个独处时刻，她都期待身边能有人主动问自己这件事，从而找到出口，得到保护。秦芳是她信任的大人，每周总有几天，班里的同学都会聚在张妍家玩耍。那时，秦芳总会拿出好吃的热情招待她们，还会给她扎辫子，“像妈妈一样，她在就很有安全感。”
最终，她和几个女孩走出教室，在走廊上说出了那个从未向他人提起过的秘密——女孩们告诉秦芳，自六年级下学期开学以来，她们遭受了校长万常华不同程度的性侵害。
秦芳用手机记录下了女孩们的讲述。秘密就藏在与六年级教室只有一墙之隔的小房间。它位于教学楼三楼最右侧。房间里，两张没有被褥的单人床被沿墙摆放，在屋内隔出一条狭窄的步道。一套桌椅和一个书柜也被塞进房间，桌上除了一包纸巾，再没有其他物品。万常华是房间的主人，但这并不是他的办公室，老师们的办公室被安置在一楼。
事发后，万常华（化名）施暴的房间已经只剩下一个柜子。受访者供图
六年级上学期，学生们常在早读和语文课时，被万常华一个个地叫进房间。理由有时是讲解语文试卷，有时是背课文。若在规定的时间内，背不出课文，万常华会用棍子狠狠地打他们的手心。班里男生女生都被打过。“打得很凶，有时候（手）被打到抬不起来。”曾有上一届六年级的男同学私下给万常华取外号，叫“疯狗”。夏悦说，班里有些女生见到万常华，会绕路走，“害怕他。”
直到六年级下学期，万常华有了些变化。面对背不出书，答不对题的女生，他显得格外“仁慈”。他告诉她们，不熟悉的课文再回去复习几遍；试卷做错的题目，他可以教。后来，班里的女孩们慢慢意识到，校长的仁慈往往附带着一种更隐秘，也更为残酷的“惩罚”。
女孩夏悦回忆，有一次，万常华坐在房间的凳子上，借着讲题目的名义，把她喊到身边，然后突然抱住她，她尝试挣脱，万常华就把手伸向她身体的隐私部位。“他说喜欢我，让我嫁给他，说要什么他都会给我。”
她拼命挣扎，万常华便变得不耐烦，挥手让她回教室。走出那个房间后，她安静地回到自己的座位，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她不想让身边的人发现自己的秘密，成为那个“特别”的人。只有爷爷不在家的时候，她才敢一个人放声大哭一场。
在秦芳看来，这是万常华策划已久的一场犯罪。教学楼的第三层只有六年级教室和万常华掌管着钥匙的那个小房间。没有人会在万常华上早读课或语文课时去到三楼，而侵害就在那时发生，“上学期就是试探、立威，摸清楚学生的性格，打你、让你听他的话，等到六年级下学期他就开始动手了。”
听女孩们讲完后，秦芳拿着手机录下的证据走进教师办公室。临近下午上课，办公室坐满了教师，万常华走进办公室。
“你是不是亲了我女儿？”秦芳冲到万常华面前质问，对方愣住，随即扬手，大声否认。办公室里另一位男老师也站了出来，他让秦芳不要再乱说，校长平时教育学生严厉了一些，但绝不可能猥亵学生。
秦芳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班里女生的声音响起，万常华一下慌了。那天，万常华在办公室被警方带走调查，之后再没回来。
“问那些干啥”
案发后，秦芳很快意识到，女儿已经是万常华带过的第二届六年级，上一届六年级的女生会不会也遭遇侵害？秦芳决定追问下去。她想到了好朋友陈静的女儿丁慧。
“你有没有被校长抱过、亲过？”13岁的丁慧坐在初一年级的教室里，看着电话手表上妈妈陈静发来的短信，手心不停冒汗。她回想起一年前发生在六年级隔壁房间里的事情——语文早读课上，以往打在手心的棍子被万常华恶狠狠地敲在桌子上。
同校的教师陈文注意到，有几次其他老师都下早读了，万常华才从三楼下来，“他（万常华）说，六年级学生快毕业了，要抓紧。学生被他一个个叫进去背书，背不出，他就打手板。”陈文很钦佩这位校长，觉得他工作做得很扎实，之前还在另一所学校被评为优秀校长。
而实际发生在房间里的一幕是，站在房间一角的丁慧害怕得发抖，接着，万常华放下手中的棍子，向她靠近，实施性侵。
没人发现异常，“他是校长，我不敢反抗，也不敢告诉老师。”除万常华外，学校共有7个老师，3个女老师，4个男老师。“女老师不是很熟，也很难向男老师开口，而且如果老师不信，把事情告诉万常华，我们可能会变得更危险。”丁慧说。
唯一知道她秘密的，是她的同班同学魏欢，两人还是亲戚。小学五年级，魏欢转来村小，之后便和她一同生活在自己奶奶家。六年级下学期的一个夜晚，两人睡前聊起班主任万常华，“她（魏欢）说万常华很恶心。我问她是不是也被校长欺负过，她说是。”那个夜晚，她们相互交换心事。天亮后，两人心照不宣，再也没有说起过那个秘密。
红色大门的村小。受访者供图
和她们一样，村里的女孩大多由祖辈照顾。爷爷奶奶们大多60岁出头，白天拾掇庄稼，或者在村子周边接一些短工，空闲时就聚在村口聊天、打牌。照顾孙辈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负责孩子的一日三餐，敦促他们刻苦学习，当然还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包括“不要去水边、不要玩火”等等。至于孩子们的心事，他们似乎没怎么想过。
“问那些干啥。”夏悦的爷爷说。
丁慧想过向妈妈求助，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我害怕他们说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为什么不反抗。”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难开口的是，她和魏欢都曾接受过万常华给的手机。
平日里，捉迷藏、跳皮筋是女孩们常玩的游戏。玩腻了，她们就绕着村子边走边聊，聊明星，也聊同学间的八卦。有时，她们也壮着胆子，走半小时小路，再坐半小时公交，去城里看看。在单调乏味的童年里，手机是她们最渴望拥有的东西，可以刷视频、打游戏。
丁慧回忆，六年级下学期的一个午后，两人在学校被万常华叫住“谈心”。魏欢说起，妈妈管她太严，不让她玩手机。万常华安慰她，承诺送她一部手机。
“后来万常华说，看我比较无聊，也给我一部。”丁慧回忆，那时，万常华与她们约定，每周的周五可以来找他领手机，周一之前归还。那是一部没有电话卡的智能手机，万常华没有给她发过信息。她只记得有一次，魏欢与她窝在一起刷短视频时，万常华给魏欢打来视频电话，说自己正在泡脚店。“他还说过等我们毕业后，要去我们上中学的地方教书。”
就这样，两人循着万常华定下的规矩，一直到六年级毕业。侵害有时是在取手机时发生的。临近毕业，丁慧越来越排斥这种行为，“感觉像是一种交易。”小学毕业后，她没再去找过万常华借手机。初一寒假，她拥有了一部自己的手机。万常华在那个寒假联系到她，让她去村小挂灯笼，她拒绝了。“不想和他再有联系。”
事情本有机会更早揭露。一次偶然机会，魏欢的母亲王蔷得知女儿有一部手机，母女间因此爆发了一次激烈争吵，最后女儿开口，说手机是因为六年级时有次考试成绩不错，校长万常华奖励给她的。
这让王蔷想起几个月前，她曾在自己的手机上看见女儿跟万常华的聊天，“万常华当时问我女儿，从县城回村里要不要他开车去接。”王蔷觉得不对劲儿，“会有老师对学生这么好吗？”
不久后，王蔷打电话给万常华质问他手机的事。王蔷记得，万常华说自己的好心被辜负，给她发了一长串消息解释。
“他说他摔断了腿，也一直在为学生的考试操心，还说以后会多关注我女儿的成绩。”再后来，王蔷听说万常华拄着拐杖去学校给学生上课，当时她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错怪了对方。
后来，王蔷告诉女儿，在学校要好好读书，不要玩手机了。女儿只点点头，没有说话，也再没向母亲提起过万常华。
丁慧也一样，她再提起万常华时，是在对方被警方带走的那个下午。丁慧用电话手表发信息给妈妈，说出了自己的秘密。教室外，沉闷的雨点打在地面上，她看到校园无人注意的角落里，花瓣洒落一地。
检察院起诉书显示，2022年上半年至2023年5月，万常华利用其教师身份，以背书、惩罚等为由，分别将5名女生叫到六年级教室隔壁房间，多次实施猥亵、强奸行为。事发时，5名女生均不满14岁。
沉默的真相
夏悦家在村子东头，是栋三层小楼，水泥外墙还没来得及装饰，室内虽然家具齐全，但还是毛坯状态。村里很多房子都是如此，年轻的父母南下务工，等着把房子贴上瓷砖，搞齐装修。
秦芳也一样，她17岁时就去到深圳打拼。在快节奏的大都市里生活，她习惯吸收外界的信息。后来，她与丈夫相识结婚，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女儿。
夏悦（化名）房间桌子上的玩偶。
妈妈这个身份让她变得更为敏感，尤其是两个女孩的妈妈。“女孩在社会上总容易吃亏。”大女儿四个月大时，秦芳就与丈夫商量，一个人留在深圳挣钱养家。她则回到老家，陪在女儿身边。她与女儿成为好朋友，相比女儿在学校考了多少分，她更关心女儿在学校里交到几个好朋友。
陪伴女儿成长的每一步，秦芳都走得小心翼翼。她告诫女儿要远离陌生人。而让她更担忧的是，恶人可能就出现在身边。女孩遭到熟人侵害的事例，常出现在她看到新闻中。这让她感到不安。女儿张妍还在上幼儿园时，她就教女儿正确认识“隐私部位”，保护自己，并告诉女儿要避免除直系亲属外的男性单独相处。
女儿张妍读到六年级时，秦芳就决定把孩子转回乡下的小学。那时的她听说，回村里读小学，将来能直接升公立的初中，那所学校离家近，教学条件也好。况且，村小一个班只有不到十个学生，相比于市里几十个人一个班，孩子能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
王蔷也觉得是个好机会。女儿魏欢读到五年级时，她便把孩子送到村里的姐姐家，不到500米就是学校，“下一个坡就到了，我就觉得这个学校很安全。”
早些年她与丈夫在老家养过羊，生意一直不好。后来，两人又辗转去到广东打工，“哪家制衣厂需要人就去哪家。”
2022年夏天，王蔷回到老家看女儿。六年级毕业的女儿已经开始发育，个子一下蹿了不少。那时，王蔷含糊地向女儿介绍一些性知识。在这之前，她从未跟女儿说起过这些，她总觉得孩子太小，说这些太早。可那天，女儿听后却说：“妈妈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这些？”
王蔷有些意外，她猜想女儿是不是跟班里的同学早恋了，但女儿一直否认。直到事情曝光，女儿才告诉她自己被强奸的事实。心疼、懊悔，伴着愤怒一起袭来，王蔷坐在家里，大哭了一场。
秦芳则很快行动起来，万常华被警方带走后的那个周末，她带着魏欢和丁慧到班上女同学家挨家询问，“我想搞清楚上一届六年级女生到底还有多少受害者，大家团结在一起解决这事情。”
她说自己从未想过隐瞒女儿的遭遇，更没有因此责怪过女儿。有时，她也会给其他受害女生的家长做工作，提醒他们也要如此。“六年级的女孩正处在身体发育阶段，平时爷爷奶奶谈性色变，她们是村子里最容易遭受危险的一群人。”
隐秘的伤害
万常华被带走的那个下午，已经上初一的丁慧早早回到村里，她想把自己的秘密告诉还在上六年级好朋友夏悦。结果发现，自己最好的朋友竟和她有同样的秘密。
消息在学生间传开。低年级的学生看见夏悦，起哄问：“你是不是被校长亲过了？”夏悦没理会，那以后，她害怕去学校上学。那段时间，她特别想爸爸，“想他在我身边。”
夏悦父母离异，自己跟了爸爸。2023年年初，父亲到深圳一家酒店做厨师。那个新年，夏文没能回家陪女儿。他想给女儿买几件新衣，衣服寄到后，才发现尺码大了，女儿穿不了。
夏悦很少和爸爸分享过自己的心事，“不好意思说，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每次爸爸打来视频，两人除了简单聊聊家常，剩下大半的时间，父女俩都对着手机沉默。
女孩们只能把伤痕藏起来。一份司法意见鉴定书显示，被鉴定人魏欢在性侵事件发生后，“有时候会梦到这件事情，看到学校和教室会感到害怕，有时候晚上出门会觉得害怕。会担心以后的生活，怕别人知道后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左手手臂的瘢痕是多次自残造成的，大概四次，在家里用刀割或镜子的碎片割的。”
升入初一后，丁慧发现自己变得健忘，会莫名其妙地不开心。她想，如果早点说出来，是不是就不会有更多人受到伤害。恐惧、自责常将她吞没。“后来我又想，也是因为我（被性侵），校长才可能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万常华被抓后，张妍曾问过母亲秦芳，自己把校长的事情说出来是不是对的？秦芳告诉女儿：“不说会有更多人受害，哪怕只有你一个（受害者），我也会站出来。”
事发后，村小在当年暑假被撤并，村里的学生被安置到附近的小学。教学楼的一楼被当地一户人家承包下来，成了农家乐。二楼、三楼的教室里，还摆放着当时的课桌。那个女孩们口中的房间，早已被清空。从房间里的窗户向外望去，是延绵不断的山丘。
那件大码衣服还叠放在夏悦的房间里，旁边摆着一张简易的折叠桌和一个塑料凳子。墙面还是一层水泥，只有床头一角被房间的主人布置过，一张长条的桌上，铺上了白色的桌布，桌上摆了一个巨大的玩偶和几支画笔——她喜欢画画，去描摹那些可爱的卡通人物。
小学毕业后，夏悦停下了画笔，她听堂哥说起过跆拳道，她也想学，“可以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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