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主妇，省字当头

对未来收入预期降低的当下，中产家庭的主妇们转变生活方式，开始量入为出，重拾性价比。

由奢入俭并非易事。有人发现，过去追求升级的生活方式，确有可祛魅的地方。

中产主妇，向性价比转身

口腔医院诊室内，刘琳琳11岁的孩子规矩地仰躺在诊椅上，张嘴接受牙医检验。这是一次免费的常规检查。过后，医生告诉刘琳琳，孩子蛀了一颗牙需要填补，大概需要1700元，而后就继续开动机器，帮孩子补牙。仪器“嗡嗡”声钻进刘琳琳的心里。每一次震动，似乎都在加快金钱的流走的速度。过去，刘琳琳不会把这笔1700元的花销放在心上，但今时不同往日。

在上海，刘琳琳和丈夫共同养育着一个孩子。在这个三口之家，丈夫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每年创造着50到10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而刘琳琳则是全职主妇，决定着家庭的花销方式。丈夫每年带回的收入花在哪里、如何花，主要由作为主妇的刘琳琳筹谋、决定。2023年下半年，刘琳琳的丈夫告诉她，自己就职的公司决定未来把重心转移到东南亚，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经营成本。这也意味着公司未来在内地的雇佣人员、提供的薪资会逐渐减少。这个消息，让负责家庭开支的刘琳琳意识到，必须捂紧钱袋子，主动过上量入为出的生活。

在她的理解中，形势是一点点变化的。在此之前，刘琳琳本也是一名白领，2022年遭公司裁员，才全职在家主管家中事务。以前，她对家庭未来收入的预期乐观。很多时候，她乐于用金钱换取家庭更多的便利，节省自己和其它家庭成员的时间和精力。

每到周末，刘琳琳都会安排一家三口下馆子吃饭，一餐大几百元，关系不大。平日为节省时间和精力，也会用餐馆就餐代替自己在家做饭。如今，决定向性价比转身之后，刘琳琳开始尽可能减少一家人在外就餐的频率，在家做饭。一天下来，伙食费至少能省去一大半。家人想吃毛豆，她尝试着买回生毛豆自己从掐丝这种处理生毛豆的步骤开始试着做，而不是买现成的、处理好的毛豆。虽然省不了多少钱，但生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她开始过起了付出时间、精力处理更精细的事务，来节省经费的生活。

生活在北京的陈静过往很少为钱发愁。她的丈夫在IT行业工作，她自己则在医药行业工作，夫妻俩收入可观，持续供养着家人过上一种中产式的生活。作为家庭的女主人，陈静主持着家庭各项大事，心有余力，还在互联网上开了账号当博主，这一副业也带来了一定收入。作为主妇主持家中大事，陈静很少去菜市场采买食材。她习惯在“山姆”“盒马”这类的生鲜平台上下单，而后由专人送货上门。这类平台上的食品价格普遍比普通菜市场高，但因为家庭条件负担得起，所以陈静有条件牺牲“物美价廉”这一项，去享受不用两腿奔波的便利。

022年以前，陈静和丈夫还没有摇到车牌号，那时也很少坐公共交通出行。丈夫颈椎不好，两人每次周末出行，乘坐的都是较为昂贵的保姆车，往返打车费要2、3百元。丰厚的家庭收入，也让陈静有自由和经济条件经营自己出门在外的形象，她表示，自己每天出门都要尽量搭配一身新衣服，往往一个季度过去，衣柜里还有不少衣服等不到出场亮相的机会。

算上整个家庭的衣、食、住、行、人情往来，在这个北京的中产之家，女主人陈静每个月经手的支出在6万元左右。

然而，2024年以来，陈静也开始向性价比转身。2023年年底，丈夫被裁员，而后入职新公司。新公司的日子也顺流而下，领导以“抽取部分薪资留待年终和奖金一起发放”为由，克扣了30%的月薪。陈静作为博主的副业收入也大幅缩水。今年“6·18”购物节期间，她收到的广告投放数量，从往年的10条左右下滑到只剩两条。她在社交账号上发了自己对降级生活的担忧，引起了许多讨论。许多人表示，自己的家庭收入折半了。

收入骤减，让很多中产家庭过往持续多年的生活方式变得摇摇欲坠。如何在消费降级和保持家庭生活质量之间寻到一条可靠的路径，检验着这些家庭中，主持大局的主妇们的生活智慧。

在过往，很多中产家庭的主妇的花钱之道，是用金钱购买，去逐步消除生活中那些不便利、大体力消耗、大时间消耗的细节。如今她们反其道而行，刘琳琳和陈静这样中产家庭的主妇们，都选择思路上转变为追求性价比、质价比，愿意在保持生活本身质量的前提下，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品质相当但价格更加低廉的商品，节省生活的成本。

从前，陈静的婆婆常向她念叨，北面有个批发市场，买来的菜又好又便宜。但市场离家有一定距离，需要开车前往，陈静觉得不方便，便没放在心上。消费降级后，她让丈夫抽空，开车带着一家人去逛逛，才发现果真不错。不仅面积大、品类齐全，食物的新鲜程度也丝毫不输给那些主打高端定位的生鲜平台。最关键的是，价格还便宜。有一次，她在批发里遇见一位卖西梅的农妇。在她印象中，西梅是一种偏贵的水果，没想到问价时，对方直接给她倒了一大兜子，约莫四、五十个，让她“五块钱拿走”。陈静的内心受到了冲击。以前在网上买菜，东西没买几样，几百元就没了。到了批发市场，钱一下变得经花起来，两、三百元买来的菜就能装满一个后备箱。钱变得“经花”，是她们过往很少感受到的欣喜。

陈静对照过往生活，开始称赞起如今量入为出的生活消解掉的一些过往狠狠踩中的消费漩涡。赶大集成为陈静一家每周的固定项目。她过去带孩子出门玩，不仅要掏各种门票钱，还免不了被各种游乐消费项目“收割”。看着儿子眼巴巴的神情，母爱就冲昏了头脑，办了卡就刷，一趟亲子游动辄就要花上千元，用来支付儿子想玩的各种游乐项目。等结束后，她才回过神来拍大腿。自从开始赶大集，带孩子出游的任务也在采购过程中被变相完成了。

“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这条主妇们过往信奉的“真理”，如今正被推翻。

刘奕敏和丈夫在广州经商。平日，刘奕敏不仅要负责家庭各项活动和支出筹划，还负责生意上对外的往来。2024年初，她愈加嗅到“钱变得更难赚了”。

一开始，是她意识到开始频繁刷到各类提醒大家“注意省钱”的视频。到了2月份时，刘奕敏根据对餐饮行业的了解，入手过几家看好的餐饮公司的股票，没想到一路下跌。在和一些基金公司的朋友聊天中，她得知往年没有亏过的餐饮股，今年也在亏损。刘奕敏迅速转变了策略，杜绝触碰任何实体投资，以及高风险的股票和基金，“专业玩家都赚得不多，（我们）就不要去搞。”

难以开源的情况下，她更加关注家庭中细枝末节的支出。6月份时，刘奕敏与一位新开了餐饮店的朋友聊天，发现对方的电费支出占到了营业额的17%，远远超出了10%的上限。根据多年的经商常识，她怀疑是对方购买了大功率电器，由此，也开始留意起生活里相关的细节。那段时间，她正准备家里换新冰箱。刘奕敏发现，母亲家里的冰箱和自己差不多大，电费却几乎是自己的两倍。查看之后，她发现母亲使用的是10年前购买的老冰箱，属于5级能耗，是最耗电的一类。冰箱24小时插电，一个月下来，电费总额达到了700多元。刘奕敏当即就给母亲换了一个1级能耗的冰箱。此外，在出租和管理名下资产中的商铺时，她也更加关心店家对电器的购买和使用情况。遇见有门店使用功率过大的电器，便会主动建议对方进行更换。过去，她甚少在意这些支出，但现在一切要“重视起来”。

刘琳琳自己在家煎牛排

对中产的生活方式“祛魅”

林秋语出生于1990年，父亲经营着建筑机械生意。时代的东风为这个家庭带来了财富的攀升。2008年，她在北京上大学，遇见了不少家境富裕的同学。那段时间，她沉迷于消费奢侈品，将每个月生活费的8、9成，都投入于购买衣服、包包上。

23岁那年，毕业不久的林秋语步入婚姻，成为一名全职主妇。婚后，她也保持着相似的消费节奏。

丈夫从事地产行业，丰厚的收入再次为林秋语提供了消费的底气。她的生活围绕着奢侈品、瑜伽和旅游展开，几乎没有任何烦恼。

2016年怀孕后，林秋语成为全家人的重点关注对象，婆婆和丈夫都叮嘱她出行时要坐商务舱，酒店也是由专门的旅游公司规划好报价。生活中，林秋语面对着这些账单，很少感觉到钱包窘迫。

在降级消费浪潮下，林秋语逐渐养成了事事比价的习惯。日常里，她会囤些常住酒店的消费券，可以抵消几百元的房费。需要坐飞机时，她会专门查看积分，又或者通过对比一些三方购票平台，找到最实惠的购票方式。

女儿小时候，为了方便照顾她，林秋语每次都带女儿坐空间更大、服务更好的商务舱。等到女儿4、5岁时，有一次，丈夫质问她“为什么一直带孩子坐商务舱，让她从小就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那之后，林秋语带女儿坐了一次经济舱。她发现，长大的女儿已经能够好好地待在座位上，不需要自己操心了，坐经济舱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观念的转变是逐渐发生的。现在，她还开始尝试带着孩子坐公共交通出行，在此之前，她已经“好多年没坐过地铁和公交”。和女儿一起逛超市，林秋语也会刻意引导女儿对比同一商品不同品牌的价格，在这些细小的花销里，她希望能和女儿一起培育起新的消费观念。

但由奢入俭的过程，比林秋语想象得更为漫长和艰难。节流中最难的一步，莫过于将那些依附于高收入而生长起来的消费欲望修剪干净。

有一回林秋语逛街路过珠宝店，被一条项链吸引住了视线。那是一条祖母绿的宝石项链，宝石个头不大，但胜在小巧精致，被商场的灯光衬得耀眼夺目。林秋语一时走不动道。

虽然她内心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工作生活，压根没有什么场合有机会使用这类奢珠，祖母绿的颜色也略显老气，但那一刻，她的内心就是发了疯似的想要买下它。最终，林秋语以超出4万的价格买下了那条项链。

一年多过去了，项链至今仍然躺在她的首饰盒里，不见天日。她只好安慰自己，“未来留给女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产的生活模式，是消费社会塑造的产物。

在消费社会，商业借助人们对向上跃升的本能渴望，鼓励人们用消费区别自己的身份。消费主义赋予了商品种种实用价值之外的符号价值，通过广告等宣传手段让人们相信，占有某些品牌的商品，就可以获得某些特定的特质，仿佛只要购买了这些商品，人就会变得奢华、逃离平庸。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产家庭用高于普通大众的消费水准，消费的是商品的符号意义，用溢出商品实用价值的消费水准，标志着自己的身份。

林秋语坦承，在中产群体内部，有时的确需要借助某些标签和符号来相互识别。很多时候，这种“标志”就存在于消费的商品之上。

2019年，29岁的林秋语进入第一份工作，为了融入社会。职位和奢侈品电商相关。面试那天，她穿了件职业化的白衬衫，背一款小众的dior包包，还精心搭配了一套法国珠宝品牌的首饰。得益于当天的着装打扮，面试官判断她“懂这个圈子”，于是，履历空白的林秋语成功获得了这份工作。工作5年，她换了几家公司，年薪涨到了50万。

林秋语能够感觉到，上司在招人时，明显更倾向于那些家境好、品位佳的候选人，而不符合上述特征的人，往往被视作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在上司看来，“（如果）他本人都穿得那么土，为什么要相信他的品位？”出于工作需要，每逢一些跨国会议，或是参加某场大型的订货会，林秋语会在身上安放些便于识别的标签。有时是一块手表，有时是某个品牌的衣服：“在没有沟通之前，人家不认识你是谁，就是通过这些东西来识别你的。”

20岁出头时，林秋语曾在英国留学。在那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花费了50至80万来购买奢侈品。直到近两年，林秋语开始出售闲置的奢侈品，她才开始祛魅。

林秋语发现，原本3万购入的包，只能以4千元的价格卖出。其中，有一只她花了13万买来的爱马仕，配货时宝贝得不行。结果到了交易市场，包的价格贬值到7万元。在二手市场，消费一样的商品，并不需要耗费和她原本等量的财物。

在出售闲置的过程中，她忽然从对购买奢侈品的生活方式中清醒。在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内，她看一面堆满了爱马仕的墙。那一刻，她突然觉得“（爱马仕）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孩子5岁时，林秋语为孩子举办的生日派对

浮沉

收入遭遇波动前，陈静和丈夫的收入每年都在稳定上升。

陈静所在的中医药公司，有着稳定的盈利渠道，疫情期间也没有受到影响，还涨了薪。她乐观地认为“穷了谁也穷不着我们”“主业肯定不会受影响”。至于副业，在她的设想中，哪怕广告数量减少，也可以想办法靠其他方式填补，比如做热门的知识付费，“就会觉得好像你只要动动你就能赚钱。”

陈静的母亲提醒她：“人不可能一直赚钱。”提醒她要省钱、攒钱。陈静嘴上应和，实际并不以为意。

如今回望起来，陈静感叹自己高估了未来形势的变化，也低估了许多事情的难度。她开始愈发觉得，自己应该听从母亲的劝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未来的计划建立在一种对未来收入的乐观预期上，“明天会更好”的想象，鼓励着人们进行大胆地消费和投资。而中产家庭更是最敢运用杠杆，提前使用“未来的收入”的群体。

家庭资产管理师陈莹拥有10年金融经验，据她观察，近两年向她咨询资产配置的中产人士，在心态上普遍变得更加悲观和焦虑。他们普遍持有多套房产，且背有贷款。繁华时期曾用来撬动财富的杠杆，如今尽数成了压在中产家庭们身上的重担。

前几年，林秋语的丈夫热衷利用杠杆来追逐和投资种种项目。她见过那个野心勃勃的时代。身边一些朋友为了给手中的杠杆加码，不惜借来千万贷款投入股市，走了运的，一下就能挣出一套房来。

但随着形势变化，一些人从股市里赚来的钱，又全都赔了进去。林秋语的父辈和丈夫，从事的工作都与房地产相关。过去，依赖于这一蓬勃发展的行业，这个大家庭投资并拥有了10数套房产，光是在北京就有4、5套房产。这两年，林秋语预估资产至少缩水了30%以上。同时，接二连三的信托爆雷，也让她损失了上千万的资产。

虽然家庭经济实力不俗，林秋语仍嗅到不安全感的气息，觉得“还是没有那么稳。”

现实的残酷浇熄了林秋语丈夫的欲望，没了交际和应酬，丈夫将重心更多地向家中倾斜。下了班就早早地回家。

除置办房产外，教育也曾是中产家庭集中消费的领域。

中产家庭的孩子们，从小便在父母制定的精英教育路径上亦步亦趋。单单就兴趣班而言，范围便涵盖围棋、书法、机器人、编程、英语、钢琴、美术、篮球、攀岩、潜水……类型甚广。

自从有了孩子后，刘奕敏发现自己被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包围了。2018年，大儿子1岁时，刘奕敏曾花2万元报过一个早教班。去了之后才发现，所谓的早教班，无非就是教孩子唱唱歌、玩游戏，还规定家长必须在现场陪同，既花了钱，也没有省下时间。而这些启蒙活动，其实完全可以通过父母在家和孩子自主的互动来完成。

育儿过程中，她遇到很多看着就在“排队割中产韭菜”的育儿消费。这些课程巧妙地发明了各类名目，定价昂贵，样式新奇。

孩子到了学外语的阶段，刘奕敏曾被大数据推送过一些推广“英语自然拼读”教学课程的直播间。基于自己学习外语的经验，刘奕敏判断，所谓的自然拼读，更多只是一种营销噱头。她询问了一位语言教育学家，对方告诉她，自然拼读存在一定作用，但并不像宣传中说的那样，能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帮助。

对精英式教育的投资，一方面来自于融入上流社会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阶级滑落的恐惧和担忧。种种消费主义所利用的，正是中产家庭这种“万一不花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怎么办”的焦虑心理。

刘奕敏发现，周遭一些中产主妇在孩子教育的投资上，达到了夸张的地步，不惜消耗大量的家庭财富，也要让孩子上600元45分钟一节的钢琴课，又或是为孩子报名如高尔夫、马术这类的贵族运动。

随着谷爱凌的成功，体育被不少中产家庭视为进入常春藤等名校的新有效路径。通过支付高昂的学费，他们期许着为孩子换来另一条向上攀登的阶梯。可刘奕敏忍不住怀疑，通过教育来完成社会爬坡的路径是否能稳妥有效。

在她的观察中，在孩子教育上的投资，会随着政策改变、学历水平通胀让收益发生变化，而在收益产生之前，中产家庭的家长们，更容易陷入有关教育的消费陷阱中难以自拔。

中产家庭的主妇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守好所拥有的东西，就是当下最好的投资。

陈静停止续费了儿子大部分的兴趣班，目前，只给孩子留下了围棋、体能和游泳三门。她的丈夫觉得，这些兴趣班对儿子的成长并没有什么帮助。可陈静觉得还是有用的，比如培养了儿子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可具体是怎样的作用，她也说不清楚。反而是她的丈夫决定，未来不会再给小儿子报这类兴趣班。

不过，维持着过往的惯性，二人仍然希望为孩子买一套好点的学区房。陈静计划着，等2岁的小儿子未来上了一年级，就尽快把学区房转卖给下一任家长。尽管知道存在学区房退热，转让困难的潜在风险，陈静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计划。

在九十年代，陈静的父母也曾属于那个时代下的高收入人群，是周围人里最早购买28自行车的人家。直到她读初中时，原本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因种种原因被迫主动离岗。从此，这个原生小家的经济状况一路下滑。到了高中，母亲甚至要靠借钱才能凑齐陈静的学费。

是靠着教育这根藤蔓，陈静才重新抓住了向上的机会。惯性使然，她也觉得再拮据也应该尽可能保证孩子有好的学习资源。

又一次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陈静越发清晰地认知到中产概念的欺骗性。实际上，“（中产）只是赚了点小钱的无产而已。”

2024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渴望脱离中产范围，蜕变成为有产人群中的一员，但苦于迟迟寻找不到转变之道。可没想到，“现在连中产都快要滑出去了。”陈静有些苦涩地感叹。

今年5月份，她决心转去公司内部的一个偏创业性质的团队。虽然这一选择让她至少损失了10万的年收入，但她相信“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她说，在原本的部门中，向上晋升的通道已经关闭，虽然工资高，却很难接触到行业上下游的资源。借着这个机会，陈静期望积累更多的行业资源和人脉关系，并通过观察和学习有产人群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来复制这些技能。

未来，她计划着在自己40岁以前，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创业，制造更多突围的可能性。

她坚信，要往高处爬，只有高处才是安全的。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