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对人 读对书

高士明说过，早在民国时期，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就解决了一个中国人治学绕不开的问题，即学术的古今中西问题，并提出“非中非西，亦中亦西”、“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每年本科新生入学第一课，他都请名师来给他们讲解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这篇文章开宗明义：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 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 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就这么简单，学习是没有中西之分、新旧之分、有用无用之分的。

知识都是相通的，艺术都是相连的。没有一样学问是白费的，没有一本书是白读的！

关键是要找到一门属于自己的专业，建立自己的领地，深入地扎进去。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中说：“每个人首先要选择一个固定的专业：神学、法学或者其他任何专业，并且对其进行投入，一直到毕业为止。尽管如此，他的这些投入不应该是为了以他所学的专业为终身的职业，而是为了学会如何坚持不懈和前后一致地工作，学会尊重一个专业内所有的科目，培养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严肃品质。”

关于外语，布克哈特又说：“我们应该学习两门古典语言，如果有可能的话，再增加若干现代语言，因为他们是我们在学界深入下去，特别是接触世界上各类文献的 钥匙。我们掌握的语言越多越好。好的翻译应当予以尊重，但是作者的原汁原味的表达法是任何翻译者都无法替代的，另外，原作的词汇和措辞本身已经是深厚历史 积淀的最好的证据。”

这不很清楚吗，早知如此，有纠结学什么的这功夫，不如一头扎进一门学问里去。

2013年我遇到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王公懿，这也是托高士明的福，我们约了他的采访，他那天正好要参加王公懿的画展研讨会，他建议我们采访王，并且给我们做了引荐。

王公懿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思想、作品与言行合一的艺术家。她成名甚早，却不怎么红，她的山水画带着一些粗暴，但充满生命的张力。

我从她那里得到最大的收获是：艺术家不要迎合他人。

王公懿在1980年因一套版画《秋瑾组画》而获得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金奖，当时她有些飘飘然，为了再次得奖，她根据当年流行的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争 分夺秒地做了另一件名为《炎黄子孙》的组画，作品参展后，她自己都觉得很“假大空”，从那之后，决定追随内心的真实而创作。

她崇尚不带“目的性”的创作，认为越是放松状态，越能画出好作品。她画画五十多年，只要遇到命题作文，肯定画不好。很多人曾向王公懿求画某某主题，都被她拒绝了，她说：“不是我骄傲，是我这样画的时候都画不好。因为我潜意识当中就想到要迎合你，我从13岁开始绘画，这么有经验了，可是我知道一定画不好。所以我只能说，你从我已经有的作品里，看看哪张好，就挑一张走。如果你都不喜欢，你再等等吧，也许我下一次能变什么来，正好让你满意。”

这跟布克哈特在《世界历史深思录》中“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提示”有异曲同工之处。

布克哈特从接受者的角度，建议大家警惕那些迎合我们的东西。他说：“精神劳动不应当成为一种简单的乐趣。凡是真正流 传下来的东西，乍看上去，它们都显得无聊，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是陌生的。它们表现了它们所属的哪个时代的观念和利益，并且面对的对象也是哪个时代，它们 并不想迎合我们的口味。经过改编的许多历史的东西因为专门面向我们的，所以被加了一些辅料，以便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迎合我们的口味。”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读一些世界名著的时候昏昏欲睡吗？布克哈特说这很正常，因为“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来说，所有的诗歌以及历史上最令人愉快的 人物故事（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堂·吉诃德）都是难以理解和索然寡味的，因为那些人物和故事无法像当代的小说那样给他们切身的感受。”

是的，作为一个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来说，不需要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别人迎合。王公懿甚至建议画画的学生不要轻易把自 己的作品示人。“因为有些人太喜欢批评别人，当你正在创作中，对自己又不是特别有信心时，这种意见是很有杀伤力的。碰到这种情况，你可以随意作画，画了以 后收起来，攒一段时间自己再回头去看，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少地被这个浮躁的社会所打扰，少走一些弯路。”

现在我知道，读对书，识对人，写自己所乐意写的，即是福，即是道。有用无用，畅不畅销，卖不卖钱，出不出名，皆不可控，从而也跟作者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