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在现代小说史上，没有把《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加以评论，实在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

20世纪90年代末，香港《亚洲周刊》邀请重量级学者、作家共同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呼兰河传》荣获第九名。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绝笔杰作，带有自传性质的经典小说，茅盾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美国著名汉学翻译家葛浩文说：我偶然读到了《呼兰河传》，没读几页，马上就喜欢上了她，看得真的是爱不释手，一看就一整天。后来有机会去了哈尔滨，去了呼兰河，到了那个地方，我激动得热泪纵橫。

不知道，萧红在写这部小说时，是否意识到这将是她的绝笔。反正，小说是带着回望的意味的，回望了家乡，回望了自己生命的起点。但这不是田园牧歌，不像有的作家一提到田园，就按捺不住惊喜，对田园极尽赞美之能事；亦不是对美好的过去的抒情与讴歌，如木心在诗歌《从前慢》中写道：‌‌“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童年，是值得留恋的，但快乐却是有限的。萧红只有一个疼爱她的祖父，而父亲对她是冷漠的、母亲则恶言恶色，祖母还用针刺过她的手指。她的快乐之地似乎只局限于后园那一个空间。萧红和她的弟弟都曾怀疑自己不是爸爸的亲生孩子。

萧红认为自己是一个贫农的妻子所生，它后来的父亲张廷举把那个贫农害死了。这个事是萧军记载的。

萧红曾流落街头，差一点去当妓女，而她父亲就在离她六十里远的地方，置若罔闻。这也的确值得怀疑。

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从前乡居的日子，虽有美好，但就整体而言，是愚昧的，是悲凉的。萧红说‌‌“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而做的。‌‌”她的笔调中有抒情，但是抒情又带着反讽的意味，这一点与鲁迅的笔法有些相像，只是她没有鲁迅那么深沉含蓄。

她是这样写周围的人的：‌‌“他们虽然是拉胡琴、打梆子、叹五更，但是并不是繁华的，并不是一往直前的，并不是他们看见了光明，或是希望着光明，这些都不是的。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阳照在了瞎子的头上了，瞎子也看不见太阳，但瞎子却感到实在是温暖了。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的，顺受了。‌‌”

王小波在写插队生活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每天看着落日，想到自己的生命竟然这样白白地度过，不禁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日本上桥菜穗子的小说《梦之守护者》写出了农村女孩的悲哀：‌‌“女孩卡娅说，有时我会变得特别的奇怪，我就想呀，一两年后，这双手就要抱着小婴儿了。再过十五年，那个婴儿又要嫁人了，很快又会抱着她的孩子了。想到这样的未来，有时会觉得非常空虚。农民的女儿到了这个年纪，就大概可以看到她的一生的全部了。‌‌”

萧红不愿意逆来顺受，不愿意过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她选择了逃脱，一路奔逃。只是换来的是一生困顿，真可谓‌‌“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她的一生太悲催了，葛浩文曾记载过自己写《萧红评传》时的体会：萧红所经历的痛苦，在他的感觉中越来越真实，感同身受，痛苦不堪。他甚至想：如果我不写萧红死，萧红就不会死。他只好放下笔，出去转了一大圈，劝说自己，毕竟是做学术研究，要冷静客观，回去之后才写下萧红死了。

是天才成就了萧红的写作，还是苦难成就之呢？

除此之外，萧红的‌‌“退行‌‌”个性不容忽视，什么是‌‌“退行‌‌”，就是长不大，不够‌‌“成熟‌‌”，有点二。萧红的朋友们常说她幼稚、单纯、率性，丁玲就曾经说萧红：‌‌“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我想，这些原因，都兼而有之吧。正如芥川龙之介所言：‌‌“删除我一生中的任何一个瞬间，我都不能成为今天的自己。‌‌”

有所能，必有所不能。很多有所建树的人，都有点二。

我认为，萧红是在用生命写作。她活得太苦了，十六岁离开呼兰小城，二十岁和家庭决裂，从哈尔滨到北平、青岛，再到上海、东京、西安、武汉、重庆，她一直向陌生的地方飞奔，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居无定所，为情所困，三十一岁时客死他乡，在临终前，她曾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她将她的人生和幻想写下。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评述《生死场》时说：‌‌“她的生命力是在一种压不住的情况下进发出来的，就像尼采说的‌‌‘血写文学’。这样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这不能用一般的美学观念去讨论，而要用生命的观念去讨论。‌‌”

并且，她固守己见，不愿意非得与他人写得一样。不管这种对创作理论的拒绝同流，是自觉的，还是凑巧的，毕竟，她做到了。聂绀弩是萧红的好友，一次聊天，聂绀弩批评萧红写了太多风花雪月的、凄惨的、与主流观念相悖的东西。说现在是抗日时期，要写点反映民族的、抗日的、团结斗争的作品，即按照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写。萧红说：‌‌“说我不会写小说。我气不忿，以后偏要写！‌‌”萧红曾自比《红楼梦》里的香菱，说自己是在梦里写文章。梦里著文章是什么状态？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自己的意志、欲望以及创造冲动。

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对于《呼兰河传》里描述的生活和场景，很多是熟悉的。但它不是单纯的风俗画，它勾起我的不是对过往的美好回忆，而是触目惊心的痛。呼兰河城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屡屡出事，却没人治理。

萧红总结道：‌‌“这泥坑子施给当地居民的福利有两条：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读到此处，我不能不笑，不过笑过之后，又顿感悲哀。

这悲哀大概与《围城》里方鸿渐归国之后的失望有些相像，‌‌“方鸿渐住家一个星期，感觉出国这四年光阴，对家乡好像荷叶上泻过的水，留不下一点痕迹。回来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那些人，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所做的事，说四年前所说的话。‌‌”

生活在变，时代在变，然而，人性往往还在那里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