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震颖在邻居微信群中公开个人联络方式然而，关心她命运的人本能地明白，这些公开联络方式，恐怕都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
属于她的故事章节从这里开始：为了救援丈夫，她自学“翻墙”，通过检索关键词，终于发现他精心隐藏了十二年的网络身份“编程随想”——一个被“墙外”的网络世界誉为“普罗米修斯”的传奇技术博主，累计撰写了700多篇博文，致力于“反洗脑”和“政治启蒙”，在传授翻墙、网络”匿名”技能之外普及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
随后，贝震颖开通了推特，以扩大声援力度，在网友们的帮助下，她逐渐掌握了更多安全通讯技能。去年5月，第一次相约会面时，我们差点错过彼此，终于相认时，她告诉我，出门时她特意没带手机。她迅速提升的安全意识，让我既惊讶又欣慰。
贝震颖推特账号可惜，没过多久，我就和她从此失去了联系，她的推特账号随即停用。网上传出的消息说，5月30日她被杨浦区中原路派出所带走警告。
几个月后，接近贝震颖的知情人士转告我，警方再度搜查了她家，而她当晚在派出所过了一夜，并被要求签下保证书：在案子审理期间，不接受外媒采访，不干扰司法公正，不和人权律师“勾结”。对此，她咬文嚼字一一澄清，宣称自己从未干扰司法公正、恰恰追求司法公正，她与人权律师之间就是正常的委托代理关系。
据长期关注“编程随想”案的网友苏雨桐在推特上透露，今年春节前，阮晓寰年迈的双亲来到上海，向上海高院追问儿子的上诉案进展情况，为何自己聘请的律师不能正常办理案件。而在2月22日，贝震颖第二次被杨浦区中原路派出所带走，24小时后释放。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相威胁，向她进一步施压，要求停止一切涉及阮晓寰案件的对外联系。此前他们还曾威胁可以在二审开庭时将她控制起来，不让她旁听庭审。
一年多来，阮晓寰家属的诉求始终未变：第一，二审要公开公正；第二，要求上海高院撤销“占位”的法律援助律师，允许家属聘用的律师尚宝军、莫少平会见和代理辩护；第三，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让看守所注意改善他的居住和伙食。
贝震颖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投诉信件近年来，国内一些重大、敏感案件中，法援律师“占位”现象屡见不鲜。今年年初，“江西鹰潭吴敏案”被曝出鹰潭司法部门连续非法指派法援律师、拒不接收家属委托的律师张庆方、王春丽提交的辩护手续，将“占坑辩护”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张庆方延续了此前“刨祖坟式辩护”的策略，公开举报鹰潭中院一位院长、两位副院长硕士论文造假。但这些力争辩护权的努力，未能“击退”法援律师，鹰潭中院于4月11日开庭审理吴敏案，不到三小时迅速审结。
“法援只是‘标’，关键是要‘治本’。”阮晓寰家属曾对外表示，上海高院二审用法援律师阻挡家属请的律师，就是程序违法。如果二审维持原判的七年刑期，他们会坚持申诉，“这种法援占位的伎俩在申诉阶段没用，家属律师是迟早会介入案件的。”
如今，家属仍然坚持信访，虽然“有关部门”只是回复让他们继续静候高院通知。从计划声援开始，事态的走向对贝震颖而言都不算意外，因此面对压力升级，她也能保持足够的坦然，“我已经把应该做的都做了。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不放弃法律途径的争取。”
没有“名字”的判决书透过贝震颖早前的讲述，外界才知道，阮晓寰在被捕前也有过一些惊弓之鸟的时刻：他埋怨家里的网络时好时坏，曾在出门后不久突然“杀个回马枪”，想看看家里是否有异动；他警惕那个在汉堡王店里盘问他是否常来的警察。
此外，夫妇俩都曾注意到楼上不时传来的水滴声，前去敲门没人应，向居委投诉也无果；直到他被捕后，过了大半个月，上面净是传来拖动重物的声音。贝震颖确信，调查阮晓寰的专案组那段时间就住在楼上。“他们在我们家的时候就说，‘唉在701’，（口气）一听就是一个项目组”，贝震颖说，从警察跟她的个人沟通中，她还感觉到，他们似乎“窃听”了夫妻俩在卧室的对话。
“这种驻点监控的情况应该还是不多见”，网络安全专家林立后来向我分析，可能警方当时没有拿到确凿证据，才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全面监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编程随想’的影响力极大，因此整个过程警方还是相对谨慎。”
这些诡异的细枝末节被庞大的日常遮蔽，甚至透出一些喜剧色彩。贝震颖记得，被捕前不久，阮晓寰偶尔会平静地突然冒出一句，“AI要派直升飞机来接我了”，她完全没有往坏处去想，全当他是在搞笑。近两年后，一遍遍观看起他过去最爱的科幻电影《黑客帝国》，贝震颖才把这些记忆碎片重新拼接到一起，“可能他也在暗示我，怕他一下子被抓走，我完全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觉得）天塌下来了。”
2021年5月10日中午，贝震颖刚做完饭，听到门铃响了，以为是叫的“送水工”上门，阮晓寰应声前去开门，瞬间就被一拥而上的警察制服，在冲突中眼镜也被打碎。他书房中的电脑仍然开着，为了取证，警察将它原封不动地搬走，连带着还有贝震颖的一台电脑、两部手机。
头两个月里，贝震颖焦虑到睡不好觉，想着他很快就能释放。趁这个“空档”，她彻底把书房清扫了一遍，原本那是她的“禁地”，即使“乱成垃圾堆一样”也不允许她打扫。
阮晓寰曾用来工作的书房 via@纽约时报一等就是近两年，她唯一感到心理踏实一点的时候，反而是2022年4月到5月上海全城封控的日子，戏谑地看，里面和外面没太大差别。一年后，日子围绕着密集声援而转，她就在这间书房上网看书，常常过了零点才休息，有时也会在书房的备用床上就寝，一如他不分昼夜编程、写博客时那样。
她新买的微型电脑，就架在他用过的床上便携桌上。2017年，他急性哮喘发作需要卧床修养时，仍然坚持用它来工作。最初，为了确认“编程随想”就是阮晓寰，贝震颖特意翻看了那段时间的博客内容，看到他开头写“最近太忙发文慢了”时，她不禁失声痛哭。某种程度上，她嫉妒“编程随想”的网友们占据了他更多生命。
谜题一个个被揭开，最后还是回到他身上：以安全为由向她从头至尾隐瞒“编程随想”的身份明智吗？还是他真得那么自信可以将真身与“编程随想”切割干净？他既然已经意识到危险的临近，难道就没有为被捕设计过任何预案？
这些问题被“墙外”的“编程随想”粉丝们反复思量。“（人权卫士）自己所做的事对亲人保密是通常的做法。”林立告诉我，如果一开始亲属就能进行有效呼吁的话，虽然不能改变案件判决，至少能够通过国际呼吁等手段让当事人在狱中得到较为人道的待遇。对于已经注意到自身危险的行动者，他建议立即按最坏情况规划，例如：通过安全邮箱，设置定时邮件，如“警报”未能解除，系统可以自动将相关信息发送给亲属或信任者；同时确保本地不会留有任何重要数据。
唯一确定的是，阮晓寰应该及时销毁了keyfile（一种加密手段），没有任何人能破解登陆他的博客，使之消失在互联网上。贝震颖对此看得很清楚，“他们强制冲进我家，唯一的目的就是攻破他的博客，没有做成，（编者注：“编程随想”博客曾记录过，2011年和2017年他的Google账号两次检测到“由政府支持的攻击者”入侵并发出警告）这是第一大失误；第二大失误是，之后他们想严格封锁消息，不惜出具一份违法的判决书，隐瞒他的身份，结果家属自己发现了。”
从侦查期到一审宣判，没有任何人能回答她，他究竟写了什么“海外博客”，以至于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红线。2023年2月，拿到一审判决书的时候，这一点彻底激怒了她，“上面没有任何违法的言论证据啊。”
更让她疑惑的是，一审审理拖延了一年多，家属需要求着律师去会见当事人，换了三批律师，最后的庭审辩护仍然如同“走过场”，律师甚至承认阮晓寰有罪、仅请求轻判，这和律师最初与家属的沟通截然不同。所有这些“不正常”的细节叠加在一起，让她原本“岁月静好”的世界出现裂变。
“他代表IT群体，我代表外企群体”
现年46岁的贝震颖出身于上海工薪家庭，是家中的次女。她自认从小乐观，独立而坚韧，“不是外界塑造的，就是自己长出来的。”90年代中旬，她在上海市重点高中就读，老师看好她拿下区级物理竞赛第一名，但她偏偏实验考试交了白卷，因为认准有干扰因素，无法通过设计实验来精确还原理论。
那时，身边人都认定金融系是最有“钱途”的专业，她也不例外，只是高考没发挥好，进入华东理工大学化工系，从此认识了同班同学阮晓寰。贝震颖说，阮晓寰也像是从原生家庭中“突变”出来的，父亲是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却曾在作文考试中交白卷，家庭对他的影响主要是培养了广博的阅读爱好。
童年阮晓寰与父母合照 via@纽约时报原本阮晓寰考学的目标是物理系，两人欣赏物理，都是觉得它涉及更本质的思考。日后，阮晓寰告诉贝震颖，没有走这条路是对的，因为物理再要突破非常难，而从计算机跨到软件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小爱好计算机的他，在大学里继续翘课自学，同时也热衷于帮助同学答疑解惑。
阮晓寰的特立独行，自那时便显现出来。因为专注于参与软件研发项目，专业课挂科、没通过四级英语考试，他无法拿到毕业证书，有教授提出让他转专业至计算机系，只需再读一年就可以拿到文凭，但他为了早日投身软件开发事业，宁愿肆业。
按照当时的人才流向，“世界500强”外资化工企业是求职首选。贝震颖顺利跻身其中，十七年间，从销售到市场，稳步晋升至中层管理岗位，最多时带领过十来人的团队。这样的履历铸就了她国际化的开放思维，“外企对经济、财务的基本假设是永续原则，社会稳定是前提条件，而法治是最基本的保障。”
“他有两面性，有一面你是不知道的。”侦查人员曾这样回绝她对博客名的探问。但阅读“编程随想”博客的第一时间，贝震颖便确认，这就是她从大学时代起认识的那个阮晓寰，一个崇尚自由和开源精神的极客。
阮晓寰也是职业发展中的佼佼者。他先后在启明星辰、国都兴业等知名信息安全企业工作，从程序员、研发总监升至CTO（首席技术官）。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信息安全系统总工程师，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也被家人视作他“ 爱国”的表现。
阮晓寰的个人访谈及公司表彰不过贝震颖强调，他从未真正进入“ 体制内”，没有社保五险一金。普通人趋之若鹜的上海户口，他也毫不在乎，来自丈人丈母娘的催促，都被他挡了回去，一如他支持她与有些“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福建家人保持距离。2012年后，为了更自由地钻研前沿技术，阮晓寰辞职在家，致力于开发开源软件，更加随心所欲地看书和写博客。贝震颖充分信任他的专业能力，不必为家庭经济问题操心。
她明确指出，他代表IT群体，自己则代表外企员工群体，“这两个群体的数量，远比此前抓的律师、记者多，寒蝉效应是很大的。本来企业、IT行业就是需要有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考能力，把这个压制掉，生产力从哪里来，怎么跟国际竞争？”反过来，她也主张不做无谓的牺牲，“ 如果有自由思维的全都被抓进去了，这是对社会的损失。”
不过，贝震颖还是会怪阮晓寰把她“陷入这样的境地”，瞒着自己做有政治风险的事情，对她“不公平”，其中隐约也能看出他父母家庭模式的缩影，“好像男性绝对投入做的事，女性不要管”。但以此为契机，她也反思起两人在关系和沟通中存在的问题，看清楚他身上真正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对他真正的追求多了理解，另一方面则是正视他多年来在“家庭生活方面的缺失”。
过去，他常说她追求的是爱因斯坦所谓的“猪栏理想”（即把安逸和享乐作为唯一目标），觉得她的聪明才智被大大浪费了，“他说我比较有个性，等于是说我还‘有救’，没这么直白，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吧”。贝震颖认为，阮晓寰的思想受到尼采影响（“当然他自己肯定不承认的”），就像查拉图斯特拉要求门徒否弃他从而独自寻找自己，他总是催促她找到真正的兴趣、人生意义和价值，开拓精神世界，从而跟他有更多共同话题。
疫情初期，贝震颖就曾要他教自己“翻墙”，他推脱说“现在管得很严”，转而让她去学编程或看书，“可能他觉得对我来说，看这些（‘墙外’资讯）也没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提高自己的知识。”
“他有的时候对我的要求很冷酷的。”贝震颖回忆，每当看到她刷手机视频时，他常常说她浪费时间，不看书，脑子会变傻，即使是她下班很累回到家时也不例外。他的主张是，刷手机视频接收信息慢，属于被动思考，只是休息，只有看书才是主动思考。“我说你跟我说的时候，注意一下沟通方式，这样我更加能接受嘛。他不管的，你自己去悟吧，如果没有强大到能听得进去话，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原本贝震颖喜欢孩子，但阮晓寰出于对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的悲观看法，不愿要孩子，她一开始不太接受，后来发现自己确实也“动力不足”，“如果是别的婚姻，整天忙家里的琐事，上班又带孩子，那个生活是我要的吗？起码和他在一起我没什么压力，要说唯一的压力就是叫我成长。”
在这方面，贝震颖不愿和他争论，但也没有选择让步，依旧“做自己想做的”。直到2020年，因为公司业务调整，她开始认真反思工作的意义，决定辞职在家休整。她逐渐自发地认同起阮晓寰过去的那些“说教”。她并不认为，阮晓寰是在“pua”自己，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操纵她、反而是促使她发展自我，笑称“如果我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我肯定也要‘pua’他，关键是他还觉得很高兴。”
救援的“项目管理”
贝震颖强调，自己为丈夫声援，首先是出于道义，认同“说话和思考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亲情只是为道德行动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要追求网络自由和自我实现的价值，无可厚非。”
原本她有着作为上海人的骄傲感，觉得这座城市代表着中国最现代和发达的一面，理应拥有与经济水平相配的法治环境，“没想到，抛开这些繁华，其实都是一样的，就像一个橘子发霉，霉点是由里而外散发开来的，只是一个地方多一点，一个地方少一点。”贝震颖去年时对我说，“牵涉进案子里之后，不得不去看真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没法再闭住眼睛。”
这是属于她的吞下“红药丸”的时刻。在接受“不明白播客”采访时，贝震颖曾将丈夫比作《黑客帝国》中的男主角，“自己选择了吞下红色的药丸，去面对这个真实残酷的世界，去做持续的但是其实希望渺茫的奋斗。”
对自己行动的性质和后果，阮晓寰应该很清楚。他曾整理发布过建国后所有被判“煽颠”罪的犯人名录和事由。他也曾明目张胆地在博客中列出他所写的自认够得上“煽颠”的篇目，嘲笑“朝廷”还没有抓住他。与此同时，他比谁都更清楚，一个“无名”的“人权斗士”入狱的最坏结果。
2019年，在《开博十周年大事记》中，阮晓寰详细分析了“匿名策略”的风险：一旦因为一时疏忽暴露身份而被捕，不会有人来声援，甚至可能会被“直接整死在牢里”。
“本人知名度越高，对其保护作用越大”，他强调这是因为当局会顾忌舆论影响，是权衡利弊的结果，而知名度较低的六四民运劳工维权人士李旺阳疑似“被自杀”、藏族政治犯丹增曲扎在狱中受虐致死就是反例。
留在博客里的这条“草蛇灰线”，令贝震颖的心高高悬起。想起开庭时阔别近两年的他，身体消瘦了一大圈，昔日乌黑浓密的头发已是斑白，她每每忍不住掉泪，“可想而知他受到的压力有多大”。贝震颖说，那一刻，自己心中的委屈瞬间瓦解，脑海里只剩两个字：救他。
而她采取的关键策略，正是他提及的“知名度”。“我去推特有最低目标设定，就是要保住他的命，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对现实不能抱有太大的幻想，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更多人关注他，至少他们不敢乱动。”贝震颖说。
她也很清楚，在这场家属和公权力的较量中，“赌”的成分有多大，“你去看以前被抓的人，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成功的纪录很少很少”。但她仍然坚持，“呼吁二审公开公正，呼吁舆论监督，做肯定比不做的利益大，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没有任何损失。更何况如果对方明智，懂得权衡利弊，二审应改判。”
贝震颖拿出了职业经理人的劲头，全力以赴推进“阮晓寰救援”项目，目标、预期结果、风险都考虑得清晰分明。她深知官僚系统的效率，从一开始就想好了要抓住有限的“窗口期”，尽可能扩大“编程随想”案的传播度。
声援期间，贝震颖也说服公公婆婆，坚决制止情绪化的批评言论，基于事实和法律程序做争取。她归纳出了“法律为准绳，舆论是力量”的策略，在推特介绍中郑重为自己画下边界：“正向声援，避谈政治”。“我说话是很严密的，他们就找不到任何把我抓进去的理由。”贝震颖曾说。
高音喇叭、律师、《宪法》
贝震颖距离红线最近的时刻，是她拿着高音喇叭，到阮晓寰关押的杨浦区看守所周围一带，播放提前录制好的音频。由于法援律师占位，家属通过辩护律师和看守所的阮晓寰沟通被截断。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她特意请他父母录了闽南话，对外界“加密”，少给官方留下口实。音频大意是，家属已经知道他的身份，并且聘请了尚宝军、莫少平两位律师，国际媒体和舆论都在关注，希望他坚强，可以争取尽快释放。
贝震颖说，去年5月初开始，就有加油站工作人员跑出来干预，号称妨碍他们营业。她知道这是官方授意的。她又跑到高架上和靠近居民楼的路上放过几次，专门避开了午休时间。有人从楼上泼水，也有人骑车冲出来制止，令她安慰的是，旁边的老人劝对方不要管，说“她没有妨碍我们”。不过，她借此判断，“他们可能快要来抓我了”，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出了这件事，“不能全部让他们去说，暗箱操作，我做这些事都是大家知道的，合情合理合法，就这么简单。”
回顾到处奔走声援的日子，令她感念的是，人权律师尚宝军与莫少平还愿意站出来为阮晓寰辩护。在越发“孤立无援”的局面下，贝震颖没有其它指望，“有时候律师能在精神上稍微有一些支持，就已经很好了。”两位律师曾在政府高压下，接力担任刘晓波的辩护律师，她尤其看重这一身份，因为阮晓寰肯定知道两位律师。
人权律师尚宝军与莫少平阮晓寰曾经在闲聊中对她提过刘晓波的案子，开玩笑地问过她，万一哪天他被国安抓走，她会不会像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一样为他到处找律师。当时，她眼中的丈夫还只是一个“道德水准很高的宅男”，她绝不相信他会利用手中的技术犯法，以为他“网络安全做久了，哪根筋不对了”，没有把他的话当真。
红色封皮的薄薄一册《宪法》仍摆在书桌上，是阮晓寰买的。在研究法条时，贝震颖也拿来翻过。“也没用啊，刘少奇拿着《宪法》也被打倒了。”贝震颖自嘲。去年三月份去北京见律师前，她被北京国保拦截，面对他们，她还曾反复用《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来为丈夫辩护，“国家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如果你说他不在言论自由范围内，谁主张谁举证。就算是‘煽颠’法条里的‘造谣、诽谤等其他形式’，‘其他形式’也要明确说明，不在言论自由范围内。”
过去的一年里，贝震颖利用空闲时间，读了不少中国历史和政治著作，其中也包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她从中感受到的恐惧感远胜过自己亲历的。她不愿相信“文革从未离开”这样的说法，坚持认为像她这代“70后”的成长环境，网络信息渠道爆炸，科学人文思维和普世价值观弘扬，都不可能再倒退到文革时期。
不过贝震颖无法确定，公开声援是否符合阮晓寰的愿望，或许出狱后还会就此跟她吵架。“他把绝对自由看得很重，不喜欢抛头露面，不喜欢被人观察和议论，可能会觉得没有隐私了就不自由了。但我没有办法，我必须权衡。”
早在2021年底，贝震颖就买了一包他喜欢吃的加应子——一种从他老家福建泉州一带起源的闽式蜜饯，盼着他很快就能宣判并释放。这包零食一直放在书房桌上，她不担心会不会过期，留着等他出来给他看也好。“大学里我送他的糖，他也还留着呢。”她笑说。
以前每年生日，贝震颖都会拉上阮晓寰，一起出去下馆子。自从他被捕后，她觉得已经没有“过生日”的必要，倒是父母会在家里给她做上一顿好吃的。更多时候，她一个人在家，偶尔也感到心慌，仿佛一场噩梦还没有醒来。不过，她不愿意“钻牛角尖”，“也要调整一下，活出自己的生命价值，否则就不是他一个人坐牢，变成所有人都在为他坐牢了。”
她一度有了重回职场的打算。有些猎头找到她，但在后疫情的经济形势下，她想要的外企管理岗位几乎没有，好在她的心态很放松，“有机会就再出去工作，找不到也无所谓，只是作为和社会接触的窗口。我肯定会有新的成长规划，不会再像以前工作时那样。”她批判当下中国许多公司设下严苛的招聘“年龄门槛”，但还是感慨自己的这次“新生”，“四十几岁，再重新活过，还好也不晚嘛。”
这个世界变好了吗？
因为十二年的持续耕耘，“编程随想”堪称中国互联网的一块活化石。用贝震颖的话说，阮晓寰刚开始写博客的时候，“防火墙都还没有筑好”。他的blogspot被封，令他开始传授翻墙技能；当局接着封杀twitter、facebook等热门平台，甚至推动在电脑上预装监控和上网过滤软件，他才决定开始写政治博客。此后，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社会事件和运动，他都没有缺席记录，最为人称道的“遗产”莫过于托管在Github上的“太子党关系网络”开源项目——整理自揭露中共高官权贵财富的大量公开报道。
阮晓寰于Github整理的《太子党关系网络》林立便是由此关注“编程随想”的，他也曾在博客评论区留过言。在他看来，阮晓寰系统整合和广泛传播网络信息安全工具，在国内是“绝对的先行者”，他的博客也成为“异议者的技术大本营”。直到2017年左右，中国政府加强对微信、QQ等聊天工具的严密控制，不断禁言、封号，许多普通人才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信息安全问题，自学起相关知识。
然而，更多人学会翻墙，并不必然带来思想解放，小粉红“出征”是另一种潮流。国内针对翻墙“违法违纪”的宣传和处罚日益增多，近年还发生了不少与信息自由相关的人权案件，比如以备份国内“404”文章出名的“端点星”案。
贝震颖特别同情李翘楚。她因为帮忙管理恋人许志永的博客、上传文章，近期同样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一审被判刑三年八个月。“真得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弱女子也让他们如临大敌，要这样去对待她。”
她想起，侦查人员也曾问过她有没有帮阮晓寰买过计算机相关的东西，好在婚后他们始终保持财务独立。她因公出国的情况也被仔细盘问。最好笑的是，在搜查家里时，一位肖姓警察随手拿起她的一本讲企业组织变革的书《变革之心》，竟以为是什么宣扬革命的反动著作，拿到她面前质问。
这是当年她参加所在外企组织变革管理培训的奖品，令她记忆犹新：“85%的人都不愿意变革，听到‘变’就害怕，所以重视组织里的人心是最重要的，争取那些愿意变的人，慢慢巩固变化和改善。一定要让大家发言，才能听到人心。”
阮晓寰在“编程随想”博客上留下的最后文字，是附议一位网友的提议，总结一些文章作为“建党百年献礼”。贝震颖深信，是有关部门把阮晓寰当作对上“献礼”的祭品，但因为未能攻破和关闭他的博客，他的遭遇也已被外界知晓，这一行动事实上已经破产，只有纠正不公正的裁决，才能挽回上海的司法形象。
阮晓寰在被捕前日发表的最后一篇博客“即使你觉得他这样做不对，当初你请他喝茶告诉他对吗？而不是像现在想安一个罪名就安上去。”贝震颖愤愤不平。
我想起一位朋友告诉过我，负责盯她的国安曾给她这样“洗脑”：你应该感到庆幸，我们来找到你，对你发出提醒，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不找你了，事情的性质就变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究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由他们说了算。
关于信息安全，她的经验是，你永远无法确定是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才逃开可能的关注。有时你感到一丝侥幸，觉得自己大概率已经脱离了某份“名单”。然后你就会感到厌倦，质疑自己是否有必要为了想象中的“安全”花费时间“隐姓埋名”地做自己心目中“正确的事”。甚至在感到危险临近时，闪过“破罐破摔”的心理，巴不得被抓后认命，结束提心吊胆的生活。
对于没有网络安全专业背景的行动者，通常会把“老大哥”想象得无所不能，无孔不入，而自己所谓的安全措施，总是像筛子一样布满漏洞。反观阮晓寰，他的安全意识领先于同时代人，这让他一度享有并非“虚幻”的安全保障，可以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无需在意审查的言论自由。
反过来说，他为了获得这种自由做了最长期的规划和演练，同时他没有浪费和滥用这种自由，而是努力将这个火种播撒给更多的人。这种十年如一日的“长期主义”，已经足够鼓舞像我这一代迷茫的年轻行动者。
“如果‘白纸革命’发生的时候，阮晓寰还没有被抓……”我忍不住问。
“以他的个性，他肯定不会上街”，贝震颖断然否认，“他觉得有独立思考能力才是最关键的，他做的是类似鲁迅之前想做的事。”在她看来，后期的阮晓寰已经不再像早年那般“激进”。
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时，阮晓寰在博客中张贴了各地群众“散步”的照片，他自称为了不留下自己的蛛丝马迹，“自个儿拍的照片还是不放上来比较保险”。在那个社交媒体刚刚崛起的年代，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围观改变中国”是广为流传的宣言。
“他的性格是嚣张了一点，主要体现在技术方面。他在网上无非是说了实话，这样说的人在‘墙外’不是太多了吗？他又没有拉着人做广告说‘你们来看’，是别人觉得他写得有道理才去看的，你觉得不舒服可以不看和忽视。”对于阮晓寰在“茉莉花革命”期间的言行，贝震颖曾不乏担忧，现在看得更为透彻：“合法的行动怎么就能定性为‘颠覆’，根本也是口袋罪乱扣。”
“没有任何人有义务为别人去牺牲。”她不喜欢网友们把阮晓寰“架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却不想想自己有没有为之做了什么，有没有想过社会的出路，或是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意见。”
她还无法去想象，最多四年后，他出狱时会是怎样的情境，也许在敏感时点“被旅游”是免不了的，也许和其它人权卫士一样，沉默一阵子后终被允许出国“流亡”……许多良心犯的故事，让她看到了一个被动塑造的“命运共同体”，从社会赋予的“不正常”的孤独感中解脱，深信自己才是极少数“正常人”，“再怎么样一遍一遍被清洗，人群中总有一定比例的少数人，在推动着历史，还是会有一点希望。”
现在她的力量都源自她自身，从历史中寻找人生智慧。“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潜力，很多人可能一辈子直到死都没有发芽，有些人发芽了，只不过我们这里的土壤太贫瘠了，就被扼杀了。”贝震颖相信，中国外儒内法的皇权统治，也只是成了历史的一个阶段，终将过去。“反抗不反抗还不是最重要的。贫瘠的土壤上，长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政治现状。你得先种草，把土壤养肥，接着才能种庄稼，一步步土壤肥力上去了，才能种出更好的东西。阮晓寰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停滞了，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想涌现出来，虽然‘墙内’基本上被压抑着，但就像蘑菇一样，地下还是会有根系在生长。”贝震颖说。
（文中林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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