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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他才发现“吃饱”并不理所当然
我与源盛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16年9月的课堂上。那个学期，我被教研室安排给1516045、1516046两个班上专业课。依照惯例，初次上课，我们会自由讨论一些问题，也会让学生随意发言，讲讲各自求学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情。莫源盛头戴一顶浅色的棒球帽，大大的眼睛分外精神，坐在教室左侧的后面，清瘦的身板套着一件素色衬衫，他淡定地站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语气平缓地讲起了他和姐姐打火把上学的情景。我当场和源盛约定，一定要找个时间，去他走过的山路看看，师生之间的承诺由此达成。
源盛所在的内翰村算得上紧挨广昆高速，坐在源盛家的天台上，可以从树丛中隐隐感到车流的声浪。只不过，受制于高速公路的封闭性，村庄并未受益于修路带来的便捷。在源盛记忆中，村庄以前的路都是泥巴路，超过手扶拖拉机体量的机动车，都很难开进来，近十年随着国内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加上政府对乡村基建的重视和投入，路面的硬化逐渐变为现实。当然，这种硬化目前尚停留在机耕路层面，因村庄依山而建，地势高高低低，连接各家各户的小路崎岖不平，还没有条件完全铺设水泥，为了防滑，和几十年前一样，只能依靠泥巴路底子上铺设的碎石。也由于身处大山，交通不便，内翰村1998年才顺利通电，直到今天，源盛依然记得七岁之前，村庄照明主要依赖煤油灯，刚刚通电的时候，因电压不够，过年打火锅，想开个灯管照明，都不能拥有稳定的光源，不少村民家里都保留了祖祖辈辈用惯了的煤油灯。电视机也是很迟才有，至于空调，哪怕到现在，对于村民都是稀罕物，除了山里凉快，也和供电不稳有关。
纪录片《出·路》
对他的家人们，年幼时，源盛感受到的唯有爱，等到长大，负载在浓浓的亲情中，他却隐约觉察到了一种难言的尴尬：考上大学，为家族争光固然让他自豪，但亲人对大学的隔膜，对他不切实际的期待，却让他压抑、不自在。爸爸一直坚信儿子的光明未来，“考上大学，工作稳了，前途也稳了”。大伯甚至以为源盛毕业后，国家能够包分配，有些远房亲戚受到网络信息的误导，对本科生的真实收入并不了解，经常试探性地问源盛，是否可以拿到五六万一个月？
他们一直坚信源盛会轻易在广州获得工作，自然，他们无法想象年轻人立足城市所面临的真实挑战。对这些善意的关心，源盛无所适从，他仿佛找不到一个契机，将大学的真实境况告诉他们。和室友一样，每到春节，源盛尽管渴望回家，但又害怕亲人的询问。进到大学后，源盛对同龄人的状态，颇为震惊。他想象中的大学生活，是同窗聚在一起，一起玩耍，一起讨论问题，而不是现实中的沉默和隔膜，“大家好像没有太多热情，没有交流的欲望，都在忙着看手机”。与高中生活相比，源盛明显感到，高中阶段因目标明确，班上很容易凝聚起一种昂扬的氛围，进到大学，个体如脱线的风筝，不少人会陷入一种真实的迷茫。“大一时，我们不知道以后能干什么，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大三时，想法慢慢清晰，很多人会去考会计证、教师资格证”。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源盛貌似有很多选择，诸如不同的手机、不同的圈层、不同的玩法，但诸多的自由选择，并不能祛除内心的疑问，“不知道什么叫信仰”，“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更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在想什么”。
初入大学的兴奋期过后，他观察和了解到的现实，开始让他莫名失落，他隐约觉察到了同学之间的差距，“我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有后台、有背景、有财富的人。”大多数同学不会关注广州房价的变化，源盛却深感学校周边房价飙升带来的压力，“毕业后，我就算打个一万块的工，也很难买得起房子，弄不好，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同龄的舍友，大多没有源盛敏感，也很少留心现实，除了完成基本的学习任务，有些会沉湎追星，有些则明确表态，在追女孩和打游戏之间，会选择打游戏，“追女孩好累啊，还要花好多钱”。这种种真实的困惑，促使源盛思考一些问题，“我会追问生和死，会追问人的一生到底能干什么，也会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直面现实的困扰，源盛的应付方式是，“将它们写下来，将想要表达的东西写出来”。从初中开始，他坚持写日记，高中时候，他立志二十二岁之前写一本书，到大学，他开了一个公众号，为锻炼文笔天天更新。
大二时，他曾交给我一份二十多万字的文稿，算是提前实现了写书的愿望。也许，大学对源盛的意义，就是在专业的庇护下，能理直气壮地坚持文学的梦想。他曾经想过“建立一个文学流派”，但现在，他最大的愿望，是从事的工作，能够和文字有关。2019年6月，毕业季如期来临。临近离校，源盛不像广东F学院的往届校友，提前在龙洞寻找住房。随着地铁的开通，龙洞的房租年年看涨，为节省开支，他和舍友罗益鹏在二号线的嘉禾望岗，找了一间月租五百元的老房子。“房租是真的便宜，但地方也是真的偏僻，看起来像在荒郊野岭，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对于工作，源盛的要求很明确：和文字有关，自己真心喜欢。以A 机构为界，他的求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网络海投，进入A机构。
平心而论，尽管没有受到疫情影响，源盛这一届求职并不顺利。考研失败后，他没有二战，选择了就业。他整体的感受是“小公司offer随便拿，感觉还挺缺人，但说倒闭就倒闭，没有任何确定性，大公司、正规一点的单位，要进去就很难，至于考编和考研，难度则更大”。源盛面试过一家小公司，说是面试，其实就是敷衍地聊几句，没有谈到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就宣布将他录用，“太简单了，一点难度都没有，这种公司，我就算毕业三四年，都能随便进，要是这样，那我读大学有什么意义？”他观察过公司的员工，大都是一些中专甚至小学都没毕业的人，源盛坦承：“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觉得既然念了大学，起码和他们应该有点不同。”他拒绝了这家小公司，通过两次面试，进到了A 机构，“原本没有机会，因为我是男生，A 机构权衡了好久，最后录用了我。”A 机构是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算得上行业内的翘楚。源盛进去以后才发现，他们对外宣称的教育理念都是套路，“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制造焦虑，将老师变成机器后，招生时，再通过打击孩子的自信，将他们说得一无是处，让家长相信，只有报班孩子才有希望”。
源盛负责语文教学，他没有坚持多久，“顶不住了，良心上过不去，感觉太赤裸裸了，和我想象的教育完全两回事，想想还是算了”。“累，我倒不怕，但真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方式，让我别扭、不舒服。”当然，源盛也承认，机构的好处是人际关系简单，同事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好相处；其次，待遇也还不错，第一年受应届生条款保护，年薪不低于八万元；另外，以后如果谋求去公立学校发展，教育机构的工作经验，也会提供一些竞争优势。爸爸得知源盛找了一份教职工作，非常开心，他不能理解教培机构与学校的关系，无论儿子怎么解释，他都坚持，只有进到公立学校教书，才能称为老师。对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而言，父母对子女的薪水多少有一些期待，尽管源盛的爸爸妈妈对他的收入没有要求，但家庭的真实处境，让他不敢懈怠。在无法说服自己坚持A 机构的工作后，源盛没有告诉父母实情，果断离职，投入了另一场求职之路。离开A 机构，源盛才真正意识到就业的难度，他由此进入求职的第二阶段。付完两千元违约金后，房租、伙食费、交通费瞬间变成刺眼的数字，变为真切的经济压力，让源盛感受到了生存的艰难，“有时候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下顿没有着落时，就突然明白了粒粒皆辛苦的含义”。从小到大，源盛从没觉得吃个饱饭有多难，毕业后，他才发现“吃饱”并不理所当然，“如果不去努力，不去干活的话，真的会饿饭”。
在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以前，源盛拼命兼职，做过很多短期工：“先是到一家快递公司，通宵分快递，工资当日结算，每天一百到一百二十元。随后又去了长隆天鹅餐厅当服务员，根据排班负责擦桌子，也是按天结算。最后还去了野生动物园园区当保安。”其中，当保安让源盛最为难忘，因个子瘦小，他穿的衣服很难合身，哪怕小码，套在身上都松松垮垮，袖子更是长出一截，当保安同样是日结工，每天一百二十元。“这份工作给我一种荒谬感，我发现保安根本保护不了任何人。”此外，源盛利用空隙，还曾去科学城当过研学的带队老师，“非常好玩，也很有意思，工资也超级高，但不稳定，没有任何确定性”。
不断变换的短工只是权宜之计，源盛一直坚持网上求职，他曾亲历过一个编剧岗位，按要求投递剧本后，才发现是一场骗局，“他们的目的，就是骗点子，骗内容，骗到内容后，等你找过去，人家根本不接待，随便应付你”。幸运的是，网上的求职，终于有了结果。在毕业半年后的春季，源盛通过智联招聘，找到了一份编辑工作，“我将简历挂在网上，公司和我联系后，第二天就通知我上班，我频频去找找不到，没有刻意找的时候，工作竟然来了”。源盛不知道公司挑选他的原因，但良好的文学功底和文字处理能力，显然助了他一臂之力。
公司是一家国企，位于萝岗的高新技术区，源盛的职责是编辑一本科技类的杂志。他对新的岗位非常满意，“工作氛围好，同事大都为刚毕业的硕士和博士，非常好相处。”领导也开明，对他客客气气，很认可源盛的靠谱和踏实。待遇尽管没有达到村庄亲人想象的水平，但相比兼职的不稳定，也还过得去。工作确定后，源盛搬离了嘉禾望岗的民房，入住离公司更近的增城永和片区。对源盛而言，这是一份和文字有关、和学术有关的工作，完全达到了他的预期。文学梦在广州浓厚的商业氛围中，大都不合时宜，但源盛的坚守，显示了生活蕴含的丰富可能。五年过去，我总是想起2017 年暑假，与家人一起去源盛家，与他一起坐在天台的情景，他兴奋地向我们描述：“旁边黑乎乎的，我将电灯接到天台上，看看星星，看看月亮，听听风声，一个人躲在这里写东西，特别安静，特别美好，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作家。”这是我所有学生中，对梦想最为具体、最为感性的描述。我无法断定源盛的梦想什么时候实现，但相比更多孩子大学期间的慌乱，他对兴趣和爱好的强烈坚守，让他内心始终有着确定的锚点。相比找到一份解决生存的工作，我更看好他依附在梦想之上，内心牵引而出的力量和韧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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