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对别人好要做出来，那才是真的

1990年春节刚过，我就在宿舍门上钉了一小张字条，写着「欢迎回来」四个字，留言给半个月后才回来的哥哥。

整个冬天我独自留在了清华，无拘无束又无聊，每天能见到的人，主要是十二饭厅里那两个师傅。他们也许是加班的缘故，满脸的不耐烦。胖大的手握着大铁勺，咣咣地敲着仅有的两个菜盆，拖长声音问：「要哪个？」

我指向其中一盆：「这个。」

这是我每天仅有的对话。

荒凉的校园里人影全无，西北风不时地呼啸，还有一些零星的鸟雀声，此外一片死寂。每天下午，空旷的东操场上，只有我一人，对着墙练脚法，或者带球疯跑，有时候我都注意不到自己发了神经，居然跟球说话，问它跑那么快干什么。

冬天日头短，不到五点就要入夜了。学校可能为了省电，除了几条主干道还亮着路灯，其他小路都熄灭了。透过窗户往外眺望，影影绰绰中，依稀能辨认出对面宿舍楼的斜顶，远处连通天际的白杨树，在郁沉的星空下也隐约可见。有时候我会穿得棉滚滚的，往东边树林的深处信步。走到漆黑一团的地方，伸出手指头来点支烟。透过密集的树枝，寻找刚好可以看到自己窗口的位置，遥望夜幕中那一星飘摇的灯火，静静地凝视一会，仿佛在与自己的命运对视。

寒假一天天过去，寂寞与日俱增，除了音乐、足球、小说和画素描，其他一切都是静默的。我越来越频繁地想起爸妈和哥姐，他们此刻在干什么呢？楼下收发室的张师傅也回家过年了，没有人接电话，送信的也不再过来，家里的消息无从得知。我就像活在一个无声的巨大的空白里，整日胡思乱想。有时睡醒转来的片刻，脑子仍旧流连在梦中，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

我盼望哥赶紧回来，给我讲讲家里的事情，也期待着他看见字条时高兴的样子。但一想象到那情景，我就有些难为情。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赤裸地表达情感，有时看着那张字条，想着想着脸就开始发烫。我几次犹豫要不要把它取下来扔掉，最后，还是决心留着。

哥终于回来了，但没想到他的反应很平淡，甚至感觉有点不高兴。他推开门就皱起了眉头，又歪头看了看那张字条，浅淡地一笑，没有动它。放下行李后，他环顾一圈屋子，手指抹了一把钢琴盖上的灰尘，举到鼻子尖仔细端详，眼珠瞟了我一眼，又看向别处，说：「怎么这么乱？」我像硬吞了一块冰似的，心冷起来。他闻了闻，眉头还皱着。「你也不开窗通通风，这么臭你都没感觉吗？」

我没有说话，默默收拾桌子上的垃圾，把碗筷摞在锅里，端到了水房里泡上。回来时，他背对门站在窗边，抬手摇晃生锈的插销，淡蓝色的窗帘从头顶罩下来，搭在他肩上。我恨恨地瞪着他的后背，把门上那张字条扯了下来，揣进兜里。同时，确实闻到了一股呛人的气味，人的酸臭味儿，混合着浓浓的烟草味儿直往鼻子里钻——怎么我之前没有闻到过？我正琢磨着，哥拉开了窗户，一阵清新的冷风扑了进来。我深吸了一口，头脑似乎都清醒多了。

「敞个半小时就差不多了。」他像自言自语似的，很小声。我没接话。之后两人都沉默着，好像对方不存在一样，各自收拾。半小时左右，屋里差不多回到了他离开前的状态。

他把桌面清空，打开行李，把家里带给我的腊肉、腌菜、花椒粉、辣椒面取出来摆上，还提起一小袋已经切成片的香肠，特意递到我面前，指着桌面笑笑，说：「这样才有心情好好吃东西嘛。」

我还是没接话。他朝我扬了扬下巴，沉吟了一下，说：「我知道你欢迎我回来，希望我开心。但是你把屋子弄得这么脏这么乱……」他伸长鼻子，左右划了两下：「还这么臭，让我怎么开心？」他等着我反应似的顿了顿，掏出皱皱巴巴的烟盒，拍出来两支，递给我一支，擦燃了火柴给我点上，又给自己点燃。「你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回来一看，自然就很高兴。你想想是不是？」我点了点头，看他一眼。他很平静，右手肘支在左手上，透过烟雾，笑嘻嘻地打量我。沉默了一会，他继续说：「记住，想对别人好要做出来，那才是真的，光是说，再好听也没用，对吧。」我又点点头。

不一会，屋里已经很冷了，哥转到各个角落又闻了闻，说差不多了，示意我把窗户关上。他在厚纸板做的烟灰缸里掐熄了烟头，想起了什么似的，走到门边看了看，转过头来：「诶，那张纸呢？」我迟疑了一下，把字条从兜里掏出来。他走过来伸手接住，展平，似笑非笑看了看，从书桌上拿来日记本，把字条夹在了里面。

夜里，哥趴在台灯下写信，他问我要跟爸妈说点什么。我正细细嚼着一片香肠，想了想，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

「香肠好吃吗？」「好吃！」「那我就写：庆屹说香肠太好吃了。」「嗯。」

家里做的香肠图源纪录片《四个春天》

这是陆庆屹「四季专栏」的第三篇。1990年春天，是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春天，他依旧住在哥哥陆庆松在清华的教工宿舍里，看书、画画、踢球，骑车在校园中闲逛，直到34年后，那些人、影、话语和气味，依旧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