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园里做访谈的郑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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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算是依靠教育实现了向好的流动。中学时，我一直是小镇做题家，臻于化境的那种。
小时候，确切地说五年级前，我过的就是普通小孩的生活，挺无忧无虑的。我家在甘肃张掖市临泽县，我爸在发改委工作，妈妈在林业系统。他们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靠上大学跳了龙门，从农村老家走了出来。
那时我爸爸工作上挺顺利的，做到了发改委主任，我妈觉得，一家有一个人干事业就够了，她应该把重心放在家庭和孩子上。单位要她下基层锻炼，方便将来提拔，她不肯去，宁可不提拔，就是为了不离开家。
我上五年级那年，我爸出了车祸。好好地出门，人就那么没了。一夜之间，我妈的整个行动逻辑都变了。她觉得她没了依靠，我也没了依靠，只能靠自己了。从那时起，我妈生活里最重要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动用所有她够得上的资源和力量，去支持我的学业。
她把我转到相邻的一个县城上初中，寄住在亲戚家。因为临泽县太小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家的事，当时我在学校当班长，有时要管理调皮的同学，有人就会用你没有爸爸这样的话来嘲笑我。我妈怕我受影响，给我转了学。生活一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从一个什么都不用忧虑的掌上明珠，突然就背井离乡，没有依靠似的。
其实那时我并不理解死亡是什么，爸爸不在了对我会有什么影响。我爸在的时候也不管我，他只负责给我买好吃好玩的，日常照顾我的事是我妈在做。最直接影响我的是我妈的焦虑感。我才11岁，她就老念叨，你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有时我妈半夜睡不着，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好像在对我爸说话，抱怨说你一了百了，我怎么办，现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听到后会有负罪感，觉得要是没有我的话，我妈就可以跟着我爸去了。也想不通，自己怎么就从一个宝贝变成了累赘呢？
我那时候经常做梦，梦见我妈可能哪天自杀了，或者说精神分裂，没办法照顾我了。我就老在盘算，如果真发生那样的事，我们家房子值多少钱，能不能卖，应该找哪个亲戚求助。后来很多年里回顾自己的生命，我才发现我的很多恐惧、恐慌，其实都来源于那时。
到我初中毕业，我妈觉得张掖市区的高中更好，想尽办法把自己从临泽县调动到了张掖市。你知道想从县城调到市区特别难，但她就是做到了，为了让我能在张掖市上高中。
高二读了文科后，我真的是努力到了极限的程度。因为高一时不太适应，数学学不好，英语也一般，整体成绩比较差。我妈找了各种人来给我做思想工作，像我爸有个同学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民乐一中的校长，我妈就把我领到他家里去受训，听他说以你现在的成绩根本考不上大学，你不可以这样，看看你妈妈对你付出了多少，你没有选择，必须要好好学习。
我们上学本来就早，7：30或者7：00就要早读，我为了能多学一会儿，会再早起半个小时，晚上学到一两点才睡。学校规定每天要跑操，我要么溜号，要么跑操时也带着小纸条，边跑边抓紧背几个单词。真的是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渐渐地成绩赶了上来，在年级位居前列。
那时我肯定是那种非常令人讨厌的好学生。比如考试的时候，我们按成绩排考场，我永远在第一考场的头几个位置，周围都是成绩接近的同学。答卷的过程中，我会故意做出轻松的姿态，翻卷子翻得很快，表示我已经做到第二面了，你们还没有翻面，给周围同学施加心理压力。现在反思，一个人想要在竞争中获胜的想法太过强烈的时候，真的会催生出一种人性的“恶”。
但其实私下里，我根本没有那么气定神闲。每次考试前我都会压力爆棚，情绪崩溃到哭，担心万一没有考到前面的名次怎么办。有时我妈看见了，会跟我一起哭。高考对你来说是唯一的机会，你觉得这辈子的前程都压在上面，命悬一线。
第一次高考，我在这样巨大的焦虑下考砸了。考试时紧张到什么程度呢，连勾股定理都想不起来，结果比我平时的成绩差了七八十分。下了数学考场，我就知道完了，要复读了。
那年我的成绩可以上个一本，但我没报志愿。我又不是考不上好大学对吧？要是去个一般的大学，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付出，还有我妈的努力。她每天在家把饭做好，给我送到教室，我吃完屁股都不用挪就可以继续学习。从我家走到学校也就15分钟，但她想帮我把这点时间都省出来。
复读那一年，我延续着高三的学习强度。我想，高考发挥失常，说明我对知识的掌握还是不够扎实，那就再一遍遍压实它。做题到后来，我一看题就知道出题的意图，它的考点，容易犯的错，做完就知道自己能拿多少分。焦虑还在，但焦虑已经大不过我的实力了。
第二次高考，考完数学后我想起算一道题时公式可能带错了。那道题是4分，我跟我妈说，要是那道题没错，我就是146分，如果错了就是142。最后果然是142。所以说，那时我已经是个臻于化境的做题家了（笑）。
最终我的成绩是全省第40名，进了复旦社会学系。当时我妈带我去兰州见复旦的招生老师，对方说以我的分数，进复旦只有法学和社会学两个大类可选。我不喜欢争讼，不想学法学，而且高中时看一些新闻调查节目，觉得社会调查挺有意思。虽然不知道社会学是干什么的，但感觉应该和那相关。我觉得如果能当一个新闻记者，去做些为社会争取公平正义的事，挺不错的，就选了社会学。后来做了访谈我发现，很多同学进大学时都是这么稀里糊涂报专业的。
在复旦门口和送我的妈妈告别，我对她说：妈妈你放心，我会好好学习的。我朦胧地知道大学和高中不一样，但并不清楚怎么不一样。跟我妈那样说的时候，我想的大致还是继续拿出做题家的努力和韧劲，在大学里拿好成绩。
后来大学上得不算顺利，在香港交换时那么焦虑，我从没告诉过我妈。延毕那个暑假我没回家，在学校跟着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熊庆年老师整理数据，其实也有点不愿回去面对那些关心的问询。不过，那时我已经确定了下一步要做什么，些许挫折感不会再困扰我。同班的同学们毕业时，我还和他们一起开开心心走了红毯。
在本科大五的毕业红毯上，郑雅君（右二）与妈妈和两个去年已毕业的好朋友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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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完复旦的18个同学，我自觉已经找到了家庭背景和职业偏好间的某种联系：出身背景不具备优势的同学往往把更多权重放在了回馈家庭、求取稳定上，更倾向于回家乡做公务员这类工作；出身背景好的则更喜欢选择赚钱多，或是自己感兴趣的职业。
当年年底我到北方大学访谈，原本只是想验证自己的发现，却遭遇了挑战。在北方大学，公认最好的学生很多会去体制内，大家都觉得那样很光荣，赚钱是什么玩意儿，不值一提。我之前建立的框架一下就坍塌了。
回到复旦，我对导师诉苦，导师笑呵呵地说，解释不了也是一种发现，想想为什么解释不了？
一年后我再赴北方大学，在访谈中，北方大学和复旦的同学的共同之处清晰地浮现出来。我才意识到，问题出在我自己的预设上。之前我预设，每个同学的出路都是自己深思熟虑后选择的。我曾认为这个假设很自然，这么大的事，怎么会有人不多方思考对吧？但众多同学的真诚讲述让我看到，的确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做选择，并据此来规划大学生活。
在此基础上，我把大学生组织大学生活的模式分为两类：“目标掌控”型和“直觉依赖”型。前者大部分来自优势背景的家庭，了解大学迷宫的规则，职业目标清晰，行动明确。而后者则无意识地陷入无目标状态，主要倚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通常，前者能为主体带来更优势的出路。
和目标掌控型的同学交流，我时常能感到他们的自信和对职业方向的主动求索。像把“有趣”当作重要标准的经纬，本科期间数次创业，最后选定金融作为未来行业。为了入行，他跨专业考了金融类研究生，毕业后收获了好几个理想的工作邀请。最终经纬选择了做一家全球顶尖投资银行的交易员，工作地在香港，起薪50万元。他对此很满意：“这个工作可以让我用钱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投票。”
追求的过程中，目标也可能发生变化。有个和我一起去香港交流的学弟学的是新闻，原本满怀新闻理想。那几年新闻媒体遭受了很大的冲击，他跟我说，“理想不能当饭吃，我现在都羞于跟人家说我是搞新闻的。”他决定转向金融，开始费尽力气找各类金融实习，“我要洗白自己的简历”。因为跨行业，他找工作并不很顺利。求职期间我见到他时，他一脸疲惫，但仍坚信自己的选择：“既然都是当‘打工狗’，我为什么不找一块肉多的骨头？”
目标掌控不一定都通向更现实、获利更多的出路，也有人走向了相反方向。我在北方大学见到一位陕西同学，他的选择令我充满震撼。他从热门的经济学逆流转到相对冷门的社会学，为的是“致力于社会的改善”。后来他回到陕西做选调生，经常在朋友圈关心社会时事、公平正义。
与目标掌控型相对应的，就是类似本科时的我这样的直觉依赖型。囿于文化资源的不足，意识不到要及早规划未来出路，或是迷茫度日，或是延续中学时的好学生惯性，一心只关注成绩。不少人到临近毕业，才匆忙抓住自己够得着的某个机会。禹海一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在大三下学期选择了符合主流的路径——推荐免试博士。即便已经有了看上去光鲜的出路，禹海仍在后悔，没有早些思考自己的未来。
看到许多同学和我一样，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出路是怎么来的，我的很多困惑得到了共鸣。意识到这样的困惑不是个体的困惑，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被安慰，明白了本科时的茫然并不全是自己的错。
听了众多故事，我慢慢明白，为什么有时教育看上去对于改变命运很无力。社会本身就有强烈的“再生产自己”的惯性倾向，也就是说一个稳定社会的运转，总是朝着巩固和再造现存秩序的方向去发生。再生产的过程中，资源会自然流向那些本就富裕的地方。认识到这个，你就不会再那么naive地觉得读书理应改变命运，不然就是社会不公平。可这个社会就的确是不公平。
当弱势背景的同学苦苦摸索大学和社会的规则时，优势背景的同龄人早已从父母或更多信息源那里获取了信息。他们中有些人的父辈甚至是参与规则制定的人。前者只能遵从规则，得不到好结果时责怪自己不够优秀，后者则有底气质疑和无视规则。经纬高三时参加过复旦的自主招生，成绩并不理想，因为文史科目需要识记的题他大多答不准确。“我绝对不会记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任何意义。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上博士后的两个暑假，我又在复旦开展了两轮针对农村学生和贫困专项学生的访谈，激发了更强烈的共情。一个大四女孩告诉我，奶奶从小就跟她说要好好读书，要有出息。但在进入复旦前，她连电脑都没有接触过，实在不知道“有出息”到底是什么样的出息。
看着女孩的眼泪，我暗自决定，我的书要为和我一样经历过迷失无从阶段的学子而写。从故事中，我挖掘出不少直觉依赖型同学最后获得较满意出路的例子，告诉同类学生，自己同样有过上好生活的可能性。
例如有个出生在农村的女孩，进入复旦后适应得较快，也很努力，学业绩点高，还拿到出国交流的机会去了芬兰。视野拓展后，她决心以后要环游世界，体验更多未知的风景。本科毕业，她到香港读了研究生。在她看来，这段履历增加了她求职的筹码和做人的底气。回来后，她如愿进入一家著名企业工作。
同样重要的是，从外显角度（比如职业获得）去测量，“直觉依赖者”因为付出的努力缺乏方向上的集中性，表现很可能不如“目标掌控者”。然而如果从多个衡量内在个人发展的角度测量，在大学里的散漫发展和自由探索，却可能让“直觉依赖者”在内在自我的探寻上取得进步。从迷茫到探寻，再到找到吸引我的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对此的一个小小注解。
在书里，我还剖析了大学迷宫的规则，希望为同学们顺利通关提供参考。社会的确不公平，但我想尽可能为被嘲讽为小镇做题家的那些学生做点什么。否则，我都对不起将自己的经历与心路历程向我敞开的同学们。
复旦刚入学，身着“志德书院”书院服的郑雅君
5
刚上研究生那段时间，我经历了难忘的自我破碎。原因不是像本科时那样不适应，恰恰相反，是由于我突然成了优秀学生。
本科论文我根据和熊庆年老师整理的数据，写90后名校学生成绩和家境的关系，很意外地拿到了中国社会学年会的优秀论文奖。这是全国性的会，入围评奖的都是很好的文章，作为本科生能拿奖，我挺受宠若惊的。进入高等教育研究所读研后，熊庆年老师是我的导师，他挺肯定我，加上好多研究生同学是从外校考来复旦，和他们相比，我对复旦肯定更熟悉，一下有了优势似的，成了出挑的那一个。
但我完全没有享受这种变化，反而陷入了深深的错愕。以前总怪自己不够优秀，现在明明什么都没有改变，换了个地方就成优秀了，难道是真的变优秀了吗？其实没有，只不过是评价环境和标准变了。我突然发现，自己此前很多年追求所谓的优秀有多荒谬。既然优秀不是个客观存在，而是取决于某个评价体系，那么我难道要为了被评价而耗尽自己的一生吗？
困惑接踵而至：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想干什么，如果我的目标不再是赶上其他优秀的同学，那么我的目标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
那段时间我像着了迷一样，碰到人就和对方讨论，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有什么意义？甚至还去问了熊庆年老师。几天后，熊老师给我发了个邮件，附着他职业生涯中发表的所有学术论文。在邮件里他说：这些论文，现在看来大部分都是“垃圾”。
熊老师的个性非常谦和，他的话一定有谦逊的成分。但我也能感觉到，他可能的确认为，从长远来看，自己的很多论文或许不是很重要。
老师的话给了我又一个冲击。过去习惯外界的评价体系时，我觉得做学术挺体面的。但当我开始向内寻求，熊老师让我知道，做学术也可能变得没有意义。并不是说走了学术这条路，意义就自动来了。
我在访谈中加入了这个话题。继而发现，这似乎是这个年龄段的同学普遍的困惑。包括那些曾让我觉得有距离感的精英同学，他们和我一样，也要面临意义制造的问题。
我意识到，能够自由地去探索我的答案，还可以通过研究听到别人的答案，这是个非常大的特权和幸运。熊老师曾建议我把本科论文扩展一下，写成硕士论文，这样两年就可以毕业，能把延毕耽搁的时间抢回来。但我坚持要做出路问题的研究，我说不为别的，我就是想解决自己的困惑。我不仅想弄明白大家的出路是怎么来的，还想知道他们是怎么从出路中找到意义的。
复旦的昌盛生长于甘肃偏远农村，高考前没有出过省。到复旦后，他发觉和条件优越的同学比，自己的差距“不是努力就可以赶得上的”。他陷入长达一年的轻度抑郁，不去上课，拒绝社交。昌盛向我描述自己那段时间的状态：躺在三楼的床上看着窗外，“外面阳光很好，但我不愿意出去，我感觉我和外面是隔绝的。”
帮助昌盛寻求到意义的是他所学的社工专业。社工面对的大多是弱势群体，昌盛学习了如何帮助他们，也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慢慢从抑郁中走出来。后来他做了选调生。
还有给我深刻印象的梓桐，是从云南农村考入复旦中文系的。经历了兢兢业业刷绩点、参与支教、去台湾交流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成天想，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大三时，梓桐开始跟随老师做一个古典文献学的项目。他渐渐发现，自己对读书和思想最有兴趣，确立了做学术的志向。“提出有启发的洞见或者观念，能够帮助今天的人理解自己的处境，这是我最想做的事。”他认为读了这么好的大学，如果满足于过小确幸的生活，“我觉得你是没良心的。”“只追求独善其身，不求道的话，那没有价值。”我问他所说的道是什么，他回答：是张载的横渠四句。
有些同学让我看到，有时，意义来自选择后的建构。前段时间我去都江堰旅行，见到了访谈过的一位复旦学妹。她毕业后作为选调生去了都江堰，现在在当地机关的政研室工作，专门负责写材料。她告诉我，可能自己写的东西80%落不到实处，但想想只要有20%能落实，也是善莫大焉。她与家乡有深刻的情感连接，愿意去服务当地。
我开始感到自己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不需要谁认可或是发表，而是它自身具备内在价值。它滋养了我的生命，扩展了我的认知边界，也让我更理解他人。你发现生活可以有很多种，看待生活的方式也可以有很多种。特别是虽说像家庭背景这样的参数无法改变，常会让人觉得无力，想躺平，但当你走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实比理论精彩得多。人如何看待自己无法改变的因素，如何创造意义，都有很多可能性。你也会觉得的确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而不是说简单躺平完事。不夸张地说，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我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
修改书稿时，我特意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加了一章，讨论价值信念。我觉得，如果仅仅指出上大学需要具备的技巧，导致大家都钻营式地去学套路，这个没有意义，无非是换一种方式卷，搞成了成功学。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可能必须得思考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想干什么，什么事情对自己有意义。这些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书出版后，我给每一位接受过我访谈的同学都寄去了一本。出乎意料，他们都很高兴，有人甚至在朋友圈主动披露“我就是书里那XX”。两周前，我在一档播客节目里分享了自己研究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并且公开了微信号方便接受反馈意见。没想到真的有很多人加我，绝大部分都是大学生。他们有的给我写了很长的信，表达自己的共鸣，告诉我这个研究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有的就是一两句话，单纯表达祝福和支持；也有的什么也没说，大概只想躺在我的朋友圈里，当一个安静的支持者。
博士六年，我继续着寒门学子如何突破文化障碍的研究，即将论文答辩。全力将我从小地方托举出来的妈妈，将会看到我学业的最终成果。最近出了书，好多叔叔阿姨知道了，在朋友圈转发媒体对我的报道。我妈挨个点赞，回复“谢谢您长期以来的鼓励和支持”，再加两个抱拳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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