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叫巴特斯（Butts，美国口语，屁股）的直肠科医生，一位名叫贝克（Baker，面包师）的糕点师——这到底是纯属巧合，还是冥冥之中人们选择的职业注定与自己的姓名有一定关联？
有一个术语可以描述这一概念——姓名决定论——即人们会根据自己姓名的寓意被特定的行业和职业所吸引的理论。该术语被《新科学人》杂志一个连载专栏大力推崇。这也是研究人员称为“隐性自我中心主义”的一部分——我们容易被与自己有关联的东西所吸引，有时体现在你的结婚配偶正好与你同一天生日，有时也体现在你新移居的地名正好与你的姓名谐音。
但真的有证据可以证明一个人的姓名可以决定自己的职业吗？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佩尔汉姆（Brett Pelham）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一个人的姓名决定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佩尔汉姆教授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隐性自我中心主义，并认为这种现象“不是侥幸，而是真实存在的”。
科学家们对一个人的姓氏是否影响其最终职业选择展开了争论。
2002年，佩尔汉姆与他的两位同事麦仁伯格（Matthew Mirenberg）和琼斯（John Jones）在《个性与社会心理学》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有关隐性自我中心主义的研究。他们研究美国人的姓名拼写对人们生活中诸如职业选择等重要决定有着怎样的影响。他们发现，名为丹尼斯（Dennis）或丹尼丝（Denise）的人成为牙医（dentists）的人数远多于使用其他同等流行程度名字的人数，并得出结论：名为乔治（George）或杰弗里（Geoffrey）的人“在地球科学（geosciences）领域的出版比例远超在其他科学领域的出版比例”。
致电佩恩医生（Dr. Payne）
一个姓氏为利姆（Limb，肢体，复数Limbs意四肢）的英国医生家族，他们一直以来都在怀疑姓名可能影响着他们的医疗职业。
戴维斯•利姆（David Limb）医生回忆说，“人们常常问起我的名字对我起初成为医生以及后来又成为整形外科医生有没有什么影响。”他的妻子凯瑟琳•利姆（Catherine Limb）也是一名医生。后来，当他们的两个儿子理查德（Richard）和克里斯多弗（Christopher）双双进入医学院也开始听到类似打趣挖苦时，利姆家族决定攻克这一话题。他们花了数周时间仔细阅读英国医学总会的医疗登记册，最终发表了一篇“轻松有趣”的报告，指出医疗从业人员的姓名“普遍适合其医学专业或医疗职业”。
他们这篇打趣逗乐的文章指出了一系列的趋势，其中包括一些姓名贴切的医疗专业人员，例如泌尿科专家中有的姓氏为迪克（Dick，阴茎penis的俚语）、考克斯（Cox，谐音公鸡，cocks，阴茎penis的俚语）、鲍尔（Ball，睾丸testis的俚语）、沃特福尔（Waterfall，瀑布，如同排尿），以及儿科专家的姓氏为博伊斯（Boys）、盖尔（Gal，女孩）、蔡尔德（Child）和金德（Kinder，德语意为孩子）。
尽管利姆家族承认他们的研究不是基于可靠的实验证据和分析，但他们确实认为他们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可能潜意识都被与医疗临床谐音的姓氏影响了职业选择，为此感到甚为有趣。。
贝里（Mary Berry，berry意浆果）是否因为她的的水果姓氏促成了她在食品行业的成功呢？
戴维•利姆说：“我的看法不是基于姓名决定论研究，而是源自对命运的思考，我认为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以及我们做出的决定都有一个强大的下意识因素在影响着我们，这个因素甚至是我们还未察觉到的”
婴儿起名趋势
然而，其他研究人员没有被上述摆明资料的文章，或支撑姓名决定论的轶事趣闻所说服。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西蒙逊（Uri Simonsohn）是一位主要反对者。他在2011年的一篇论文中质疑了“隐性自我中心主义”。他回溯了佩尔汉姆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佩尔汉姆等人的研究结果受一些原因的影响出现了偏差。
西蒙逊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在分析姓名数据时，研究人员会忽略或非常不恰当地处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二是报告错误。”举一个例子，他认为人们的姓名往往与他们的时代相关，因为婴儿起名趋势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虽然更多的牙医名叫丹尼斯（Dennis）而不叫另外一个同样受欢迎的名字沃尔特（Walter），但沃尔特是一个更老的名字，所以很可能好多叫沃尔特的老牙医们刚好都退休了，而名叫丹尼斯的年轻牙医们还仍然在统计的名单上。
至于乔治（George）和杰弗里（Geoffrey），确实，在地球科学领域从业人员中使用这两个名字的比重较高——但是他在报告中指出，所有其他科学领域都是这种情况。基于这一点，西蒙逊认为，“如果有的话，相较于地球科学家，可能其他类型的科学家们名字叫乔治和杰弗里的会更多。”
西蒙逊说：“研究人员一般毫不怀疑地认为名字与事无关，因此名字之间的任何关联很有趣，也只是与名字本身有关而已。但这很疯狂。如果没有选择恰当的名字，隐性自我中心主义分析只是一些有趣的巧合，不值得深究。”
桑德格林（Tennys Sandgren）是一名美国网球运动员。他的名字是坦尼斯（Tennys 与网球tennis谐音）。
职业型姓氏
佩尔汉姆虽被批评但并不灰心，继续建立他的案例。提到姓名决定论的强烈反对意见时，他说，“人们一直在评论这项工作，认为这是疯狂的。”
鉴于评论家的质疑，他需要通过长期观察某种趋势的方式，从而证明不同年代人们的姓名与职业是否真的有所关联，或者证明这只是因为某个名字在某个特定时间受欢迎。他还需要了解不同种族是如何影响职业选择的。
2013年，他赶上了研究瑰宝。1940年美国人口普查记录在网上详细发布——这是他研究目标的信息宝藏。每次人口普查后很快就能得到基础统计数据，但姓名、地址、种族等记录的完整副本的发布通常要晚得多。
佩尔汉姆和他的研究伙伴卡尔瓦洛（Mauricio Carvallo）的研究重点不在于姓名中的名，而在于11个职业型姓氏，从而了解拥有这些姓氏的人是否更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的姓名寓意相关的职业，如贝克（Baker，面包师）、巴伯（Barber，理发师）、布彻（Butcher，屠夫）、巴特勒（Butler，管家）、卡彭特（Carpenter，木匠）、法默（Farmer，农夫）、福尔曼（Foreman，领班）、梅森（Mason，石匠）、迈纳（Miner，矿工）、佩因特（Painter，画家）和波特（Porter，门房）。
除了姓名和职业，人口普查中还有种族和受教育程度的资料。这让佩尔汉姆得以考虑两个非常重要的控制变量。他说，“我们考察了每一个主要的男性职业，发现那些拥有相关姓名的男性人数都在这一职业中有明显优势。为了确保这些研究结果不是受过分热衷于数据的人为因素影响，我们使用1880年美国人口普查和1911年英国人口普查，也得到了类似结果。”
佩尔汉姆和卡尔瓦洛在“自我与身份”期刊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他们发现“男性在选择职业时受姓氏影响的可能性比受就业机会影响的可能性高15.5%”。而且，白人男性中“更有可能从事与其姓氏寓意相关职业的人约占30%”。当他们查阅1880年美国人口普查记录时，出现基本相同的情况，男性从事与其姓氏寓意相关职业的人约占11%。研究英国人口普查记录的结果也证明姓氏寓意对职业选择是“重要”的。
由于职业型姓氏的历史属性——即冠以此姓氏的最先是来自其职业——难道不能假设一个人恰好继承了他或她的父母的姓名和职业？佩尔汉姆说这是不太可能的，他说，“即使假设一半人都选择继承各自父亲的职业，这种影响几乎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隐性自我中心主义反弹
并不是每个人都遵循了姓名决定论，尤其是当一个人拒绝接受他或她自己身份的某个成份时。佩尔汉姆发现，一些属于人口学范畴的群体，如少数民族和来自使用丈夫姓氏的国家和地区的已婚妇女，这些人的职业和姓氏当然不大可能有所关联。
而那些真的遵循姓名决定论的女性则往往年龄较大，结婚很久或已经丧偶，她们喜欢厨师等女性主导的职业。他指出，194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尽管当时劳动力总数男性比女性多三倍，但大部分名为库克（Cook）的厨师都是女性。
黑人男性也不太可能从事与姓名寓意相关的职业，这表明白人男性在隐性自我关联上更有优势，尤其是对种族语音的姓名有负面看法的年代。佩尔汉姆说，“如果一个人对自己也怀有成见，结果他可能会刻意'避开这种种族认同'”。
“它威胁到人们的自由意志”
因此，正如佩尔汉姆和利姆所说，如果我们的姓名能促成我们的职业选择，那么它对自由意志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佩尔汉姆说，“这是一个经典的条件反射理论。它不是超自然或神话传说，而是心理法则，它威胁到人们的自由意志。我不是说我们从来没有自由意志，但有时候我们是没有的。这是进化论最完美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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