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山东淄博，（左至右）张立花、王妹芝、乔芬、张秀红在街头宣传寻亲信息八大局便民早市是许多游客必去的打卡点，也成了几位寻亲父母驻扎的地方。他们手持寻亲海报站成一排，一遍遍描述着孩子的信息，发出求助和呼吁。他们来自山东、河北、江西、云南、黑龙江等地，在寻亲路上相识，年龄最大的61岁，孩子丢失时间最久的已有29年。
每有游人驻足拍照，张立花就鞠上一个90度的躬。她是直肠癌患者，腰上一直挂着造口袋，用于接收排泄物。在街头宣传，为了避免更换造口袋的麻烦，她不敢多吃东西。
这是她第一次自己出来找孩子。因为身体原因，她15年没出过远门，此前都是同样丢失了孩子的郭刚堂帮她联络和宣传。郭刚堂是寻子题材电影《失孤》中男主角的原型，他长达24年的寻子之路引发了全网关注，2021年，在公安机关的帮助和见证下，郭刚堂终于与儿子团聚。
张立花的儿子张合超是在1994年10月1日丢失的。当年，21岁的张立花独自抱着3岁的儿子从山东临清康庄镇张洼村回云南祥云老家探亲，在祥云到楚雄的路上被人拐卖，儿子不知去向。她被卖到只有两户人家的山里当媳妇，半年后，等玉米杆子的高度没过人头了，她夜里伺机逃了出来，却不想，在逃走的第二天晚上，又被另一个“好心帮忙”的女人拐卖了。坐拉猪的车逃出后，她又被送到舞厅，过了一段她至今不愿回忆的生活。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山东的家，家人却对她产生误会，以为她卖了孩子。
张合超今年应该32周岁了，右手无名指有一圈咖啡色胎记。如果找到孩子，张立花不奢望他能认自己，“拥抱一下，吃个团圆饭，照张全家福，知道他过得好，我就知足了。”她还想提醒孩子去做一个肠镜检查。张立花的两个女儿相继确诊肠部疾病，她担心儿子也遗传了致病基因。
乔芬的孩子被人从家里抢走了。2006年12月3日凌晨1点多，4个人闯进山东泰安肥城市王庄镇后于村乔芬的家，把大人控制后，趁黑抱走了8个月大的姜甲儒，逃窜时还将大门反锁。乔芬推测有熟人从中联络，因为抢劫者进家前拉了村里的电闸，还了解家里老人的生活习惯。
在乔芬的寻亲海报上，左边是姜甲儒婴儿时期的照片，右边是姜甲儒哥哥17岁时的照片。乔芬说，两个孩子小时候长得像，姜甲儒现年17岁了，应该和哥哥的长相差不多。每年姜甲儒的生日，乔芬一家人都会为他过，她希望儿子知道，家人始终没有放弃他。
听说身边有找回来的孩子，被拐后没上过学、没户口，乔芬的心都碎了。“如果他有学上，养家善待他，那（回不回来）随他自己。”有人问她，那你还找孩子做什么呢？乔芬觉得，这可能就是“做母亲的力量”，不管孩子最终是否回来，找孩子都是母亲的一种本能。
“找了14年零107天了。”何治生数着日子生活。儿子何定涛于2009年1月15日在江西省乐平市双田镇上河村失踪，今年6月即将20岁整。何治生记得，那天村里有人结婚，小孩子都出去看热闹，读一年级的儿子何定涛和同学何钟锦一同走失了。有十多年的时间，何治生家过年都没有放鞭炮、贴对联。
何治生穿的T恤背后印着儿子3岁半时一家四口的合影，那也是何定涛唯一一张照片。去年，何治生关掉了开了十几年的手机维修店，一心找孩子。他曾开着印满丢失儿童照片和个人信息的“寻子车”在江西及周边省市奔走，上面宣传的一些孩子如今已经找到。何治生说，按照老家习俗，每逢10岁过一次“大”生日，他们错过了儿子的10岁生日，希望儿子20岁生日时能全家人一起过。
王妹芝的痛苦或许是双倍的，她丢了两个儿子。1995年9月28日，河北省大城县广安乡仰止村正值农忙季节，两个孩子上午还跟着她下地干活，下午去邻居家玩耍后自行离开，就再也没找到。张开元（元元）、张佳元（豆豆）丢的时候分别5岁和4岁，家门前有棵大槐树，孩子们经常在上面栓绳荡秋千。邻居是个放羊的残疾人，豆豆每次都去抢他的羊鞭子，帮他赶羊。村里还有一家三姐妹开的小卖部，总是会给两个孩子一些好吃的。王妹芝觉得，这些细节孩子们应该还记得。
1995年孩子丢后，王妹芝借钱花了1万元买了一部在当时还很稀有的手机，用于找孩子。29年来，号码一直没变过，手机也24小时开机。“换了手机号就怕错过，我特别渴望电话那头是元元、豆豆的声音。”王妹芝说。她曾经也遇到过线索，但最终都不是自己的孩子。情绪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反复交替，是寻亲父母的生活常态。
姚福吉和张秀红夫妇是从北京骑三轮代步车来的淄博。他们的独女姚丽于2008年4月19日在北京市大兴区太和中学上学路上失踪。当时，姚福吉夫妇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老家下岗后，来北京打工，女儿也来北京上初中。寻女15年来，夫妻俩没有正式的工作，如今仍住在北京大兴，租住的平房每月房租550元，两人目前唯一的收入是张秀红每月2000元出头的退休金。
张秀红说，女儿现年30岁了，可能已经成家生子，“如果她没有时间回来，我们可以去看她。如果她全家都回来，我们更高兴。希望女儿不要有顾虑。”张秀红只是想看女儿一眼，知道她健康平安。
寻亲父母们的努力渐渐得到一些回应。一名女游客看到张立花儿子的信息，惊讶地说：“你也是临清的啊，我就在临清上班！”她说自己就在临清市人社局办公室工作，让张立花有事直接给她打电话，“我能帮的尽可能帮。”在现场，有游客开起了直播，有自媒体人在一旁帮他们直播宣传并给过路游客免费送水，许多人拍下照片、视频，准备发到社交网站上。
张立花不识字，不太会用手机，来淄博的路上，一位姑娘帮她付钱打了车，叮嘱司机送到站后，一定要回电话告知她。张秀红和丈夫姚福吉一周前来淄博时，没有寻得住处。平时，他们开代步车奔走全国寻找女儿姚丽，两人挤着睡在一米多宽的车厢里是常有的事。一名淄博本地人遇到他们，主动提出把自家刚装修好的100多平方米的新房让给他们住。还有一个姑娘每天来当志愿者，帮他们买早餐。
寻亲路上，这些父母也曾被驱赶、被说“负能量”，甚至被骗、被质疑真假。互联网的发展让寻亲信息得以扩散到各地，每出现新的网络平台，他们就学着用。微博、短视频软件上，都有他们用孩子名字命名的寻子、寻女账号。即便如此，这些父母在现实中还是无法停下寻找的脚步，奔走在各地，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正如郭刚堂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签名所说的：只有一直在路上，我才觉得自己是一个父亲。
傍晚时分，乔芬提前离开，第二天就是儿子姜甲儒的生日，她要买蛋糕提前为儿子庆生。临别前，几位母亲抱在一起拍了个短视频，为彼此加油。“五一”假期后，他们将离开淄博，踏上寻找孩子的下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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