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你说话就是读XX专业的

“一听你说话就是读XX专业的。”——正侃侃而谈时，被人说这句话，开始都有些尴尬，是吧？——然而这其实还……挺正常的。

毛姆说司汤达每次写作前，必须读一页《罗马法》，以便找到简洁的语感。所以《红与黑》字句明晰。或者也许是家传的缘故：他爸爸是律师，他自己当过政府书记员，跟随拿破仑向意大利进军，目击过马伦哥战役。所以他写拿破仑战争的段落，被海明威誉为天下前二——另一段来自于托尔斯泰不朽的《战争与和平》。职业对写作风格，是有影响的。

海明威自己在巴黎混日子时，还兼职记者，给北美的报社写稿；一边写短篇小说，一边偶尔出差去采访，来篇特写。多年后，他认为，记者生涯有利于他塑造自己的冰山风格。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有同感：他老人家也当过记者，而且坚信自己最想做的就是记者。虽然他以魔幻著称，但只要搞明白“在新闻中只要有一个事实是假的便损害整个作品。相比之下，在虚构中只要有一个事实是真的便赋予整个作品以合法性”，就无往而不利了。

所以辛格先生也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当记者比教书更健康。他说过，曾经有位评论家告诉他，“我从来不能写任何东西，因为我刚刚写下头一行，就已经在想写一篇关于它的文章。我已经在批评我自己的作品。”

当然这样也可以别出心裁。比如，纳博科夫就在康奈尔教文学课。所以他用分析文学的方式写了那本奇妙的《微暗的火》——实际上，小说叙述者简直有过度解读之嫌。职业上最习惯的写作手法，总是会不经意地联系到作者自己的经历。

比如，卡夫卡的冷硬简洁天下无对，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里，特意借主角之口说卡夫卡是“仿佛描述一架机械一样描述世界”。

卡夫卡自己是做什么的呢？答：完成律师培训后，在保险公司工作。

除了笔调，当然还有笔下的人物与历程。福楼拜的父亲是医生。所以《包法利夫人》里，包法利先生也是医生。

巴尔扎克进过法学院，跟诉讼代理人和公证人当过实习，非常熟悉民事诉讼流程。所以在伟大的《人间喜剧》里，对种种金融投机和法律程序了如指掌，以及，当然，他笔下最丰富多彩的就是各色贪婪的金融吸血鬼。村上春树年近而立在自己开的爵士乐酒吧餐桌上，写自己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小说大多数故事就发生在爵士乐酒吧；几年后，在他的小说《国境以南·太阳以西》里，主角自己开了个爵士乐酒吧。麦尔维尔18岁就上船当了水手，22岁成了捕鲸水手。32岁，他写了伟大的《白鲸》。米兰·昆德拉的父亲是雅那切克音乐学院的院长，所以他一辈子的小说都在来回折腾七章复调。

李碧华的第一本小说《胭脂扣》，叙述人及其女友都在报社工作，女友更是采访港姐的勤快记者，所以才能顺藤摸瓜，一路寻找如花与十三少当年的冤孽感情——而当时，李碧华自己就是人物专访记者。

世上自然有从历史选材，天马行空的作者，比如博尔赫斯，比如大仲马。但大多数作者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写到一点自己。比如曹雪芹写大观园，我们都知道他在写自己。比如，金庸先生为什么酷爱写趁乱劫掠的无耻兵卒？用他自己在《月云》里所写的原话：

“宜官上了中学。日本兵占领了这个江南小镇，家中长工和丫头们星散了，全家逃难逃过钱塘江去。妈妈在逃难时生病，没有医药而死了，宜官两个亲爱的弟弟也死了。宜官上了大学，抗战胜利，宜官给派到香港工作……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

所以我经常怀疑：《水浒传》里，林冲解送沧州遇到管营与差拨写得如此细密，杨志杀了牛二后发配处理文案写得有模有样，宋江杀了阎婆惜后郓城县处理流程滴水不漏，武松在阳谷县和孟州两次遭发配都写得细致入微，宋江遇到戴宗时的监狱描写如此贴切，而《水浒传》文笔又如此简洁精确，杀人场景如同罪案报告……

难道施耐庵做过刑名师爷，在衙门里干过活么？不然，何至于对朝堂之事写得粗粗疏疏，却对县官孔目、公文刺配、差拨解差、牢城节级，如此娴熟呢？一个人写东西时，最流畅细密的部分，总是会自然而然地，泄露自己最了解的事。某种程度上，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在书写自传呢。

村上春树在不同的四五篇小说里，会提到一个173公分高的男性，婚后发胖成72公斤，然后开始锻炼，变成了64公斤。这几个精确的数字来回出现，再结合《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里的泄露，很显然：这应该是村上春树自己的经历。

他对这几个数字记得如此清晰，大概每一个试图减过重的人都能理解：那是通过反复确认磅秤上的数字，才如此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