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患了肝病，立即像当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歧视。我的朋友已经很少来穿门，偶尔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来，一来又嚷着要吃要喝，行立坐卧狼藉无序。
我说，我是患肝病了，他们那么一呆，接着说：“没事的，能传染给我么？”但饭却不吃了，茶也不喝，抽自己口袋的劣烟，立即拍着脑门叫道：“哎吆，瞧我这记性，我还要出XX处办一件事的！”
我隔窗看见他们下了楼，去公共水龙头下冲洗，一遍又一遍。似乎那双手已成了狼爪，恨不能剁断了去。末了还凑近鼻子闻闻，肝炎病毒是能闻出来的么？蠢东西！
有一位爱请客的熟人，隔天半月就要请一次有地位的人，每一次还要拉我去做陪，说是“寒舍生辉”，这丈夫就又要了我去，夫人当然热情，但我看出她眉宇间的忧愁，我也知道她的为难了，说，多给我一个碟一双筷子吧。
我用一双筷子把大盆的菜夹到我的小碟里，再用另一双筷子从小碟夹到我口里。吃罢了，我叮咛妇人要将我的碗筷蒸煮消毒，妇人说：“哪里，哪里。”
我才出门。却听见一阵瓷的破碎声，接着是撵猫的声，我明白我用过的碗筷全摔破在垃圾筐，那猫在贪吃我的剩饭，为了那猫的安全，猫挨了一脚。
这样的刺激使我实在受不了，我开始不大出门，不参加任何集会，不去影院，不乘坐公共车。
从此，我倒活得极为清静，左邻右舍再不因我的敲门声而难以午休，遇着那可见不见的人，数米外抱拳一下就敷衍了事了，领导再不让我为未请假的事一次又一次写检讨了，那些长舌妇和长舌男也不用嘴凑在我的耳朵上是是非非了。
我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难缠的事，一句“我患了肝炎”，便是最好的遁词。妻子说：“你总是宣讲你的病，让满世界都知道了歧视你么？”我的理由是，世界上的事，若不让别人尴尬，也不让自己尴尬，最好的办法是自我作贱。
比如我长得丑，就从不在女性面前装腔作势，且将五分的丑说成十分的丑，那么丑中倒有它的另一可爱处，相声艺术里不就是大量运用这种办法吗？见人我说我有肝病，他们防备着我的接触而不伤和气，我被他们防备着接触亦不感到难下台，皆大欢喜，自贱难道不是一种维护自己尊严的妙方吗？
再者，别人问起：你这些年是怎么混的，怎么没有更多的作品出版，怎么没有当个XX长，怎么没能出国一趟，怎么阳台上没植花鸟笼里没养鸟，怎么只生个女孩，怎么不会跳舞，没有情人，没一封读者来信是姑娘写的？“我是患了肝炎呀！”一句话就回答了。
但是，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禁无限的孤独和寂寞。惟有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女儿亲近我，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
他们越是待我亲近，我越是害怕病毒传染给他们，我与他们分餐，我有我的脸盆、毛巾、碗筷、茶几，且各有固定的存放处。我只坐我的坐椅，我用脚开门关门，我瞄准着马桶的下泄口小便。
他们不忍心我这样，我说：这不是个感情问题。我恼怒着要求妻子女儿只能向我做飞吻的动作，每夜烧两盘蚊香，使叮了我血的蚊子不能再去叮我的父母，我却被蚊香熏得头疼。
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泪，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或熏我的餐具，我似乎觉的那烫的，蒸熏的是我的一颗灵魂。我成了一个废人，一个可怕的魔鬼了。
我盼望我的病能很快好起来，可惜几年间吃过几篓中药、西药，全然无济于事。我笑自己一生的命运就是写作挣钱。
我平日是不吃荤的，总是喜食素菜，如今数年里吃药草，倒怀疑有一日要变成牛和羊。说不定前世就是牛羊所变的吧。
我终于住进了传染病院。病院里，我们像囚犯一样要穿病服，要限制行动于一个极小的院子里，虽然那院墙是铁制的栅栏，可以看见外边的人。但看了外边行人穿着花花绿绿行走，就顿生列入另册的凄惨。
我们渴望自由，每天打过吊针之后，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看涌动的云，弄着嘴唇逗引栅栏外树上的小鸟。小鸟却飞去了，落下一根或两根的羽毛，我们皆如年节的小孩抢拾炮仗一样去抢个不亦乐乎。
这行为忽被栅栏外的一个孩子瞧着，那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在动物院看笼中动物的神气，他竟大胆地走近了几步。他的母亲，一个肥胖的女人就喊：“走远点，那是传染病！”
这话使我潸然泪下，我只有背过身去，默默地注视着院中的一片玫瑰花，和花坛上的一群黑色的蚂蚁。啊，美丽而善良的玫瑰不怕传染，依旧花红如血，勇敢的那蚂蚁不怕传染，依旧在为我们表演负重的远距离运动。
这一夜晚我们皆要等到很晚方回去睡，那依旧洁亮的月亮，它随我们到了栅栏里，它不嫌弃。
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是栅栏角上的那一个蜘蛛网，它好大，状若一个筐篮，为我平生之少见。我们傍晚用竿子挑破它，第二天，它又完好无缺，像一个通了电的铁网，又像是监视我们行动的雷达。
我们无可奈何，开始产生一个恶毒的念头，后悔我们为什么要声张自己是肝炎患者？为什么要来住传染病院？
人们在歧视我们，我们何不到人群广众中去，要吃大餐饭，要挤公共车，要进影院，甚至对着那些歧视者偏去摸他们的手脸，对他们打哈欠，吐唾沫。那么，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了！
病院中的人都是面色青黄，目光空洞，步履虚弱。看着他们的形象我也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们是忌讳用镜子的，但我们对黄色并不反感。
黄在中国是皇帝的象征，于世界也是流行色，于是我们都显得亲热，在过道上，院子里，谁和谁见了都要点头，微笑也随之绽开，似乎我们有缘分，数十年前就认识似的，互相询问名称和单位。
医生和护士是从不唤我们名姓的，直呼床号。世界上叫号的只有监狱和医院。我先是“+235”，后一个病号出院了，我正式成了“235”。
“235！235！”这是在买饭了，饭勺不挨着我的碗，热汤几次就淋在我的手上；“235！235！”这是护士在送体温表了，她们查看了温度便去我们看见的地方洗手。
我先是极不习惯这种叫号，但后来想通了，“贾平凹”不也是一个代号吗？虽然235不是爹妈为我起的名字，可现在满社会不是都在叫“张书记”“李主任”“刘主席”吗？
在医院的西楼角，也即在厕所的旁边，是有一棵古槐的，古槐的树叉上白天常见到卧一个猫头鹰。每到夜里，它就叫了，它一叫，我们都惊慌起来，肯定在第二天，定要抬出去一个的。
这不是迷信，一定是猫头鹰闻着了欲亡人的气息在鸣叫。
大家都走出来，默默地注视着一个裹着床单的躯体出太平间。他永远太平无烦恼苦痛了。他的毛巾、牙具被拿出来放在窗台，他的母亲，或者他的妻子在地上滚着哭。
这时候，有许多苍蝇在嗡嗡叫，哪一个是他的灵魂所变呢？我们无声地祈祷他灵魂安妥，却不愿有苍蝇落在我们身上。
从此，我们皆害怕猫头鹰，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诅咒它，更没有人动手打它，甚至连这个念头都没有。
当一日数次去厕所经过古槐下，都不自觉地往树杈上看看，那是惊慌的一看，也是盼望的一看，我们在心中默默地向它祈祷，企望它能饶恕了自己，我至此方明白了人人恨阎王，却还给他修庙塑像称他是阎王爷的原因。
而猫头鹰也该是称作爷的，也该是有庙和塑像的。人怕什么，又奈何不了，人就想着法儿去讨好，去供奉，这就是世上神的产生。猫头鹰就是一个神的。
在这个监狱似的大地里，我们病人是互不歧视的，他同监狱的区别正在这里，犯人是要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而争取减刑，这是因为他以前曾经“犯”过人，以犯人入狱，又以犯人减刑出狱。
我们患了病，并不是企图犯人，入院的一半是为了自己，一半也是为了不犯了别人，所以我们互相关心，体贴。
每有一个出院，我们欢欣庆贺他的康复，也为了自己能治好而高兴。
每有一个入院，我们多半却为他传染了病而悲伤。我们欢迎他的仪式虽不是握手和拥抱，却提醒他怎样买饭票，怎样服药，怎样不必悲观。
病友和学友的感情一样珍贵，有待我们统统治愈出院后，我们在社会上仍可以形成一个关系网。
这个关系网是受歧视之下，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建立的天长地久的友谊，他比那些互为利用的官网、情网、乌七八糟的网纯洁高尚得多。
我们失却了社会所谓的人的意义，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吝悯心，理解了宽容和体谅，热爱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体会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
说老实话，这里的档案袋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政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幸灾乐祸，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利和背弃。
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是乙肝病毒。男女没有私欲，老少没有代沟。不酗酒不赌博，按时作息，遵守纪律，单人单床，不嫖娼，贵贱都同样吃药，从没人像官倒爷那样嗜药成性。
医护是我们的菩萨，我们给他们发出的笑是真正从心底来的，没有虚伪。猫头鹰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畏惧而崇拜，没有丝毫的敷衍。
我们为花坛中的那一片玫瑰浇水除草，数的清那共有多少花瓣，也记载了多少片落花被我们安葬。那洞穴的蚂蚁和檐下的壁虎，我们虽然是坏了肝的人，但我们的心脏异常的好。
据说，在我们中国，患乙肝的是十个人中有一个或两个的，我们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偶然的体检时发现病的。
所以，当我站在铁栅栏内向外张望那些歧视我们的人群时，总是想：别神气十足以为你们干净吧，或许，你们是没有查出乙肝的病人，我们是查出了乙肝的健康人！
中国人这么多，如果逐个检查一下，这里就是一个多大的世界了，那么，都能来这里呆呆，人际的感情恐怕比铁栅栏之外要好的多呢。
我们是病人，人却都病了，我的猫头鹰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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