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价的不止可乐。
几乎同一时间，方便面龙头康师傅宣布，要将袋装面的建议零售价提升到 3 元，桶装面则从 4.5 元涨到 5 元 —— 就在两年前，康师傅袋装面的价格还是 2.5 元。
而 “泡面搭子” 榨菜，此前也屡次因涨价站上热搜。一包小超市里最常见的 70 克装乌江榨菜，2008 年卖 5 毛钱，2018 年涨到 2 元，如今则卖 3 元钱。最有争议的是两年多前，涪陵榨菜将旗下产品价格全线上调，幅度最高可达 19%。也正是那段时间，戏谑自己 “吃不起榨菜” 的网友们发现，一款礼盒款榨菜，竟然卖出 1521.9 元的高价。
曾经由于价格便宜、受众广泛，可乐、榨菜和方便面，被网友们戏称为 “穷鬼三件套”。普通人在日常生活里，或许总有某个时刻，会感激 “三件套” 的存在 —— 它们平价易得、口味稳定，食用体验永远不会出错，令人安心。
但在各行各业卷低价的时候，“穷鬼三件套” 却纷纷涨价，不少感觉到被背刺的网友感慨说：当初对你爱答不理，如今逐渐高攀不起。
食品饮料巨头们为涨价找到的理由也如出一辙 —— 成本。
可口可乐公司 CEO 詹姆斯・昆西早在 2021 年就提出，要用涨价来应对 “大宗商品（白糖）成本的上涨”。进入 2023 年，原材料涨价更是止不住了，数据显示，国内白糖价格一度飙涨至 7094 元一吨，年内涨幅超过 20%，已经达到了五年最高水平。
康师傅也在年度报告里，把涨价归结于原材料价格的波动。方便面的两大原料，小麦粉和棕榈油的价格，一度坐上了过山车。哪怕降价了，在不稳定的原料价格走势下，方便面生产商也希望通过增加利润抵抗风险。
至于可口可乐永远的竞争对手百事可乐，则把通货膨胀搬了出来。2023 年的财报里，百事公司 CEO 龙嘉德提到，为了对抗通货膨胀，百事可乐只能想出涨价的方法。
事实上，可乐涨价并不常见。国盛证券的报告显示，可乐重返中国市场的四十余年间，售价一直没有出现明显上涨，1990 年到 2019 年期间，可乐单价的复合增速仅为 0.42%。
一位饮品行业分析师告诉记者，像可口可乐这样的行业巨头，在原材料等采购方面有极高的议价权，“供应链和成本上的小幅度波动，快消大企业都是不怕的，因为很好找替代品，而且很多关键原料他们都会掌控，做好储备”。这也是可乐此前常年不涨价的原因之一。
但最终的零售价卖多少，还得交给市场决定。一位百事可乐的经销商回忆，两年前，百事公司曾经尝试过调整价格，结果有些市场销量锐减，最终没涨得起来。追溯到 2011 年，可口可乐宣告涨价时，同样引起了轩然大波，公司不得不取消了明面上的涨价，只能通过变相瘦身的方式，从 600 毫升装减少为 500 毫升装，从而达到提升盈利的目的。
价格稳定，某种程度上巩固了可乐 “全民饮料” 的地位。但在当下，涨价显得迫在眉睫。一个颇具反差的事实是，在消费降级的大趋势下，可乐、榨菜、方便面公司的财报算不上好看 —— 人们的口袋收紧了，但并没有把更多的钱花在 “穷鬼三件套” 上。
康师傅 2023 年财报显示，方便面为公司贡献了 287 亿营收，同比下降了 2.84%，统一集团的下滑幅度更大，同年方便面营收仅为 95.94 亿。两个瓜分国内泡面市场的巨头，加起来少卖了近 20 个亿。可乐也有相似的困境，在国内，可口可乐两大授权代理商中粮和太古，前者 2023 年汽水业务营收仅微增 0.6%，后者还下滑了 4%。
2023 年，可口可乐在其他地区的销量也有所下降。可口可乐 CEO 詹姆斯・昆西的分析是，美国和欧洲的可乐消费者们，正在转向公司旗下的瓶装水和果汁。“在整个行业中，消费者越来越注重购买成本。他们正在寻找性价比高的商品，并囤积打折货。”
不仅如此，“穷鬼三件套” 的竞品也来势汹汹。在喝饮料这件事上，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们，将目光投向更便宜、大碗的 1 升装大瓶饮料，调侃这是 “穷鬼口服液”，比可乐更具有性价比；而到了思考吃什么的时候，方便面的竞争对手早已不是普通的速食产品，而是外卖随处可点到的 9.9 元 “穷鬼套餐”。
越便宜的东西，卖起来越卷
周楠清晰地感觉到了可口可乐涨价、调价的决心。
通知涨价之后，一部分商家为了抵抗涨价带来的影响，干脆不进 500 毫升的可乐了，只进 680 毫升的畅饮装，因为这一款可乐没有提价，还是卖 4 元，商家们都觉得，“反正 3.5 元和 4 元的价格也差不多”，还不会因为涨价劝退老顾客。
然而，在涨价通知出来后的第一个月，周楠就接到了新的指示。他需要去各个商店检查铺货和陈列情况，“每家都需要拍 500 毫升可乐的堆箱（10 箱为一堆）照片”，只有满足要求的，才能得到 10 箱 30 元的返利。
可乐涨价之后，周楠最担心的是销量下滑。
成为太古可口可乐的业务员之后，他发现，可口可乐并非像外界想象那样，是躺着赚钱的业内巨头，相反，公司上下，始终洋溢着明晃晃的销量焦虑。
“销量第一” 的价值观，在很多时刻体现。比如，在周楠所在的区域，衡量业务员是否完成任务的方式，并不是具体的销售数字，而是 “和同期相比是否有增量”。换句话说，即便这个月销售数据不差，只要没有超越去年同期的成绩，就拿不到 100% 的绩效奖金。遇到严苛的领导，每到周四结算日，没达标就会被 “疯狂 push”，要求他们再去想办法、找渠道。
在这样的制度下，业务员们为了完成任务，只能 “在省内相互卖‘窜货’”。周楠举例，目前，一箱 500 毫升可乐的开票价格是 59 元，公司不定期会有一些促销政策，经销商最后能买下可乐的价格在 50 元上下。但为了达到销量业绩，周楠会以低于 50 元的价格，把货品卖给省内其他区县的批发商，这部分货品就被称为 “窜货”。
至于中间亏损的钱，就用公司发放的部分陈列费给填补上 —— 这是快消品行业普遍存在的补贴，用来支持业务员们抢占市场。周楠说，越发达、生意越好、争夺战越激烈的地区，公司下发的陈列费往往更多，因此有了更多的 “打折空间”。按照这个逻辑，杭州的货总会是最便宜的，越往浙江西边越贵，这才有了业务员们 “往西卖‘窜货’” 的默认规则。
但对于这一切操作，总部往往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几块钱的差价，一旦加上运费，优势就荡然无存了，“窜货” 往往只会在同省市之间流动，不会造成各地分公司的矛盾。而卖出去的可乐，就是实打实的业绩，这才是总部更加在意的东西。
销量焦虑，来自于并不突出的赚钱能力。2016 年，可口可乐公司将自己的装瓶业务、分销业务，打包卖给了北美和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自己只出售可乐原浆。在中国，可口可乐选择了太古和中粮，售价分别是 30.12 亿和 29 亿人民币，从此形成了 “北中粮，南太古” 的装瓶格局。
不仅如此，可口可乐还搭建了 “101 分销体系”—— 让装瓶厂在不同区域寻找经销商负责所在区域的配送，而业务推广则还是由装瓶厂派驻的业务员负责。这样一来，装瓶厂能花最少的人力，把配送的触角伸到更偏远的地带，经销商们则扮演着 “配送员” 的角色，赚的是配送费。
只是，一瓶可乐诞生的过程里，最赚钱的业务，显然不是装瓶，也不是配送。相关报告显示，一瓶标价 3 元的可乐里，成本只占 0.3 元，在装瓶厂拿走 0.45 元、各级经销商拿走 0.25 元、零售商拿走 0.36 元之后，再刨除营销等成本，只出售原浆的可口可乐公司依旧能赚走一瓶 0.5 元的纯利润。
但在快消行业，生产、铺设渠道，才是耗费心力的大头。装瓶厂所拿走的 0.45 元，还需要承担生产可乐瓶、投建工厂、招聘工人等的费用。至于经销商拿走的 0.25 元，其中还包含了送货到终端的 “配送成本费”。换句话说，通过剥离装瓶和分销业务，可口可乐总公司能够更加轻巧地赚钱，而装瓶厂、经销商们，则变成了密集型劳动的体力付出者，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财报也清楚地呈现了二者的差别。2021 年，太古在国内卖出了近 19 亿箱可乐，营收高达 539 亿港元，但只赚了 57 个亿，税前利润率仅为 11.2%。作为对比，可口可乐总公司的税前利润率能达到 60% 以上。这也决定了装瓶厂和经销商们，必须把销量放在第一位、做薄利多销的生意，才能让链条上的每一方都赚到钱。
但如今，可乐涨价，线下 “窜货” 和线上 “撸货” 越来越频繁，赚钱的齿轮也咬得越来越紧。到了链条的最末端，夫妻店、便利店里的老板们，也深深陷在控制利润的焦虑里。
折扣超市老板冯刚，不仅卖 2.8 元的可乐，还卖雪糕，开一场直播，以最低的价格去卖，20 支雪糕只能挣 1.5 元 —— 只有把价格低到极致，人们才能一眼看见自己的店，愿意来店里买东西。
外人看上去，他一天能卖好几百单，但实际上的收益不过几百块。“越便宜的东西，卖起来越卷。” 冯刚说。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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